面临巨大减排压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曾因支持著名的《京都议定书》而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主要工业化国家在2008至2012年期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在此期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只须提供控制排放的国家方案和进行信息通报、人员培训等。 

　　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人们对于《京都议定书》愈感不满。一方面全球升温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这要求国际社会实行更为严格的减排标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这一世界头号排放大国的退出而使议定书的效能大打折扣。但美国长期坚持，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不能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那么美国也不会考虑类似责任。 

　　在近期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成为首要议题。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雄心勃勃地提出，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的计划，并呼吁中国等发展中大国采纳新减排目标。 

　　新一轮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将于今年启动，旨在达成新的国际协议，以取代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今年春天的“两会”期间，中国总理和外长均被欧洲媒体问到了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也屡屡被问及此事。国际能源机构近期更预测，中国可能在今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该机构专家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未来25年持续强劲增长，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达到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总和的两倍。 

　　频繁的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做出回应。中国政府官员驳斥了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指出这种论调是“不负责任”的。此外，中国政府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八国峰会前公布了长达58页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首次系统阐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挑战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和相关政策。为了体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础上，仍表达了努力降低能耗、减少排放的决心。然而，解决国际压力的最佳办法，还是实实在在的国内环保行动和传统粗放发展模式的转变。

    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正威胁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官方观测显示，中国近百年来的增温速度高于全球平均值，而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青藏高原冰川融化速度的加快，令科学家担忧会严重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两条河流——长江和黄河的水源供应，从而威胁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中国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这给作为经济火车头的沿海大中型城市带来了新的隐忧。中国北方已多年持续历经暖冬，首都北京的湖面冰期越来越短，西南重镇重庆去年夏天持续21天的超高温天气令当地市民苦不堪言。 

　　更为严重的是，气候变化已经给中国的农牧业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气候暖化效应增加了干旱和病虫害出现的频率，加剧荒漠化趋势并减少植被面积。科学家预测，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气候变化将导致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的减产。目前，中国尚有2000多万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更大，气候变化将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生产、生活状态，不利于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 

    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 

　　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这不仅因为这一全球公共问题牵涉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也缘于其中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中国通过参与《京都议定书》，每年获得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海外资金和大量先进的环保技术。 

　　根据《京都议定书》有关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规定，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这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数量，可以用来抵消一部分发达国家必须履行的减排指标。 

　　由于清洁发展机制是建立在“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之上，鼓励在全球范围内用最低的成本去实现最高效率的温室气体减排，因此那些世界上减排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潜力约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半，该项目可以成为很多中国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国政府目前已批准500多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并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鼓励地方企业积极参与。仅2006年一年，中国在出售碳减排量上的收益就达30亿美元，约占全部发展中国家总量的61%。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涉及经济社会、内政外交，中国政府今年决定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变暖问题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政府目前正在通过采取更为严厉的经济、财税措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发展，努力实现减排降耗的目标。 

　　中国希望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由于去年降耗情况很不理想，中国政府正尝试把节能指标引入地方官员的评价考核制度，改变过去GDP至上的传统。中国目前对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正准备出台《节约能源法》、推出燃油税并考虑加征环境税。虽然中国仍然坚持不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已成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 

    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自然灾害较多、生态环境脆弱的情况下，气候变化问题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仍面临发展问题，没有经济上的腾飞，一切社会和环境问题都难以很好解决。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又不得不使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可能使所有经济成就前功尽弃。 

　　然而，在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承担巨额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增长，而国家如果试图控制本国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除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之外，还将付出一定程度经济增长减缓的机会成本。这就是美国、澳洲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根本原因所在。联合国研究报告显示，为了把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45至710ppm之间，全球可能需要付出3%GDP的经济成本。 

　　因此，目前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将会犯上类似美国的错误，引起国内外民众的不满。事实上，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中国除了可以利用京都机制大量吸收海外资金和技术外，更可以将压力变成动力，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粗放型增长的顽疾。

　　几年前，“绿色GDP”的提法曾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最近的实践表明，“绿色GDP”指标在中国的推广难度依然很大，中国仍有将近40%的城市大气处于中度或重度污染，北京每天仍有超过千辆的新增机动车上路，差不多每周都有一座新的发电厂落成，而钢铁、电解铝、水泥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仍在高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不断升温的气候变化问题和全球方兴未艾的环保经济，将为中国成功实现产业优化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政府如果能够巧妙地利用这一国际议题对国内议事日程施加影响，则可能变挑战为机遇，变成本为收益。欧洲环保经济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节能、降耗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短时间看是一种成本付出，但从长远看可能会带来巨额的经济收益。中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吸引的资金和技术所产生的催化作用已经开始显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正向减排节能领域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