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龙：中国生物质能源守望者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总部位于北京，成立于2004年的龙基电力集团的董事长蒋大龙曾经忧心忡忡。过去几年里，他的这个在中国发展生物质能的宏伟蓝图几近落空，集团发展陷入僵局。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以及缺乏投资者关注等等。

但是今年情况开始明显好转。今年2月份，中国建设银行批准向龙基电力控股的子公司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提供280亿元的信贷额度，用于国内生物质能发电厂的建设。蒋认为国能此次贷款的成功应归功于去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以及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盈利模式逐渐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而中国正在为此承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压力。中国总理温家宝将新能源称为“新兴战略性产业”，而龙基电力明显得益于此种新的政治趋势。

相比高歌猛进的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生物质能源在中国明显低调得多。在风电和太阳能领域已涌现出无锡尚德、金风科技等明星企业，而供应中国60％以上生物质电能的龙基电力却仍是鲜为人知，尽管公司已使中国数百万的农户受益良多。

这位前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高管是如何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生物质能源公司的？生物质能行业在中国的发展遇到哪些瓶颈？龙基电力要获得盈利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最近在接受沃顿知识在线的专访时，蒋大龙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

以下是访谈内容摘要。

沃顿知识在线：您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龙基电力公司？

蒋大龙：我是从2002年开始进入生物质能行业的，此前，我曾任沃尔沃公司的高级顾问。当时我咨询了沃尔沃公司的同事特罗根（Karl Erling Trogen）先生（目前他是龙基电力的董事），他认为这个行业前景相当广阔，后来我做出了转行的决定。我们一致认为，环境可持续性是实现全球未来强劲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决定创立一个从事可再生能源事业的世界领先公司，并选择生物质能作为发展的重点。在中国，多数农民把秸秆当成“废弃物”，每年被焚烧的秸秆的热值相当于5亿吨标准煤。

2004年，龙基电力公司成立。当年，我们从国外引入专家，从该行业的全球领导者—丹麦的Bioener获得了生物质锅炉技术。2006年，我们在山东建立的秸秆生物质能发电厂正式投产。这不仅是我们公司创立的第一家工厂，也是当时中国建成的第一个国家级生物质能源样板项目。

目前，龙基电力是全球唯一一家覆盖生物质能源全产业链的企业，业务涵盖设备制造、电站运营、全套专有技术等方面。我们的业务分为两大块：生物质能发电厂建设，包括设备、制造、技术及工程服务；以及通过我们的下属企业国能生物发电集团进行的电站的投资、建设和运营，龙基电力拥有该集团75％的股权，国家电网下属的国网新源集团公司持有25％的股权。国能生物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质能发电专业集团公司。截至2009年底，国能生物已提供绿色电力52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36万吨。

现在，我们拥有19座商业化运营电站，另有10座电站在建，今年计划新建13座电站，到2011年，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将扩大至100万千瓦。我计划到2013年，建成100家生物质能发电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

沃顿知识在线：在过去十年内，生物质能吸引了各类投资者的关注。龙基电力是如何崛起成为行业领导者的？

蒋大龙：在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我们引进了丹麦最先进的技术并将技术本土化，工厂可燃烧多种农作物秸秆和林业废弃物，从而提高了生物质能燃料的适应性。这使得我们的燃烧效率较国内同行高30％左右。此外，公司一直致力于降低电站的建造成本，以建设一家30兆瓦发电厂为例，每兆瓦的建造成本已从1.1万元降低到9000多元。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即使是现在，生物质能的收购价格仍不能覆盖发电成本，龙基电力只有少数发电厂实现了保本微利。鉴于初期盈利性欠佳，大多数生物质能行业的投机者已经离场。我们公司虽然还没有实现盈利，但是我对前景仍然看好，我相信这个符合社会与国家利益的行业一定能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工作让农民增加了收入，而这正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实正在证明，我一开始的预感是正确的。

沃顿知识在线：您的公司如何为农民增加收入？

蒋大龙：生物质能电站运营成本的60％用于收购农民的多余秸秆。1亩地(666.67平方米)平均产生秸秆300-500公斤，目前的收购价约为每吨300元左右，从而直接让农民的每亩地增收150元。一家典型的30兆瓦发电厂消耗生物质25万至30万吨，收购成本总计约为7千万元至9千万元。我们已累计向农民支付了19亿元的现金用于收购秸秆。

我们的生物质能发电厂还为农村地区的居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个30兆瓦的发电厂可以创造1,000个工作岗位。发电厂可直接雇佣130名工人，每个发电厂需要建立10个秸秆物流基地，每个基地需要50名工作人员及大批中间人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农村地区创造了大约5万个工作岗位。

沃顿知识在线：龙基电力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为何至今尚未实现盈利？

蒋大龙：根据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国家电网必须购买我们所有的绿色电力。目前的价格政策规定，国家电网为脱硫电价提供高于当地基准价格每千瓦/时两毛五的补贴和一毛钱的临时补贴。坦白地讲，这个补贴政策是造成公司目前仍在亏损的原因之一。

首先，我们的发电厂与当地基准价格存在所谓的“逆向选择”。例如，新疆、内蒙和东北三省等地的秸秆资源很丰富，但是当地的基准电价偏低。在新疆，甚至包括补贴在内的每千瓦/时的电价也只有五毛多，而广东、福建、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基准电价高达六七毛，但是这些地区却没有建设发电厂所需的充足秸秆资源。

其次，燃料的收购价格在不断上涨，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秸秆的标准收购价已从2006年的每吨150元上涨到目前的将近每吨300元，但是电价并未相应提高。

所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注意。前不久，河北省将生物质能电价提高到每千瓦/时0.813元。如果国内平均购电价格能达到该水平，我相信我们将很快实现盈利。

沃顿知识在线：既然目前公司尚未实现盈利，那么扩建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

蒋大龙：一些知名的金融机构仍然对我们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2007年6月，花旗银行为我们提供了1亿5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今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为我们提供了280亿元的贷款承诺，以支持我们未来五年内的建设计划。此外，我们控股的国能生物公司将与一些大型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开始筹备在国内A股市场的首次公开募股（IPO）。龙基电力也将择机在海外上市。

沃顿知识在线：与生物质能相比，风电和太阳能似乎更为人们所关注。生物质能有哪些优势？

蒋大龙：我个人认为，在所有能源当中，生物质能具有最大的潜力。其燃料的种类非常丰富，包括剩余秸秆，棉花杆、灌木、树皮、花生壳等。这些都能为农民增加收入，鼓励土地复垦并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每千瓦/时的平均收购价也已增加至六毛钱。如果你扣除作为农业直接补贴的支付给农民的那部分成本之后，生物质能的净成本要低于其它能源。在中国农村，剩余秸秆都被当成废物焚烧。通过生产生物质能，我们已大大减轻了环境污染并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与风能和太阳能相比，生物质能更加稳定和便于控制。出于环保的考虑，政府正在拆除小型燃煤热电厂，在这个环节上，生物质能发电厂将可以在供热和支持国家电网在农村地区的安全运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我们在欧洲的研发部门正积极参与研究第二代生物质乙醇技术。将来，秸秆将首先被用于提取生物质乙醇，然后再焚烧发电。焚烧残渣将用于制造肥料并重新用于农田。我们可以对生物质能进行充分利用。

沃顿知识在线：龙基电力的业务主要在中国农村地区，但是公司却拥有一支国际化的管理团队。这是什么原因？您如何将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

蒋大龙：这确实很有意思。我们的董事总经理西蒙•帕克（Simon Parker）曾任职于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卡尔•特罗根曾是沃尔沃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国际化的高管团队起源于公司创业初期的环境 – 公司的技术是从海外引进的，我们的投资方也主要来自海外。

管理团队在海外营销及战略并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009年，我们利用金融危机收购了丹麦的技术授权机构Bioener。在过去，我们每建成一家生物质电站，都必须支付50万美元的技术使用费。而且如果Bioener取消了技术授权，我们将不得不使用落后的技术。因此，这宗收购对我们的意义重大。公司的国际管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尽职调查、谈判及实施等一系列工作。

外籍高管在初期享受本地年薪，拥有期权。但是，他们和我一样，怀有相同的使命感。我曾经和西蒙•帕克开玩笑说，让他学习中文比教会中国8亿农民讲英语要容易得多。之后，他开始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到达公司学习中文。

发电厂的员工几乎清一色的是本地人，其中有95％是从当地直接招聘的。我们在农村展开了一些有意思的试点工作，并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我们还利用地方政府的组织资源来收购秸秆，而他们可以获得收益用于发展当地经济。我们还尝试与当地社保部门和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根据农民提供的秸秆数量来为他们买保险。这些试点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当地团队的工作。

沃顿知识在线：要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生物质能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蒋大龙：我们希望政府能制定类似于其它新能源行业的，全国统一的补贴政策，以保持生物质能发电厂的可持续性发展。

良好的政策应当包含“大力支持、合理规划及适度控制”，这能使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大获裨益。政府必须制订公平、透明的行业规则，因为现在已出现一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苗头。

例如，因为生物质能发电厂的燃料供应要求提供一个经济的运输范围，因此，每个地理区域应当只允许建设一家生物质能发电厂。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审批通过了在一个地区建设两三家发电厂的方案，造成燃料竞争过于激烈，从而对生物质能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考虑到供热、供电等因素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当制定一个全面的发电厂建设计划，而不能由于生物质能对整体能源供应的贡献相对较少而任其发展。

此外，有部分生物质能发电厂名不符实，多数时间在燃烧煤炭而不是生物质，或者将煤炭与生物质掺杂在一起。这类发电厂的前身是小型的煤电厂，通常由当地政府所有并将其定为“生物质”发电厂，这样就能让这些工厂继续运行。在中国，将煤炭和生物质掺杂在一起是很普遍的。如果缺乏法规监管，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沃顿知识在线：目前，在许多新能源领域先行者“从贫到富”的故事的刺激下，各类投资者都在试图进入新能源行业。您对此有何看法？

蒋大龙：我对个人财富看得没那么重。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农村，令我感到骄傲的是，龙基电力已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支农补助系统之一。我们累计提供了19亿元现金用于秸秆收购，这个数字每年还将继续增多。此举使得数以百万的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在周末很少休息，我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我对我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我的同事也有同样的热情。一家发电厂能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并使数以万计的农民受益，这个愿景令我们倍受鼓舞。

我的理念就是，如果公司对社会和环境有益，这家公司必定会取得成功。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已经认识到发展生物质能的深远意义。如今，中国的生物质能正在使农民和环境受益，我坚信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大力支持这个产业，所有的参与者都将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