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转型与保就业博弈

近日媒体透露消息，国家发改委召集华能、大唐等主要大型燃煤发电企业相关负责人开会，传达国务院领导关于煤炭行业脱困的指示精神，并研究限制煤炭进口相关工作。据悉将明确对除褐煤之外的进口煤炭征收3-6%的进口关税，全年拟减少煤炭进口5000万到1亿吨。

此外还传出有关部门要求煤炭企业下半年压缩产量2亿吨。这表明中国能源改革与步入深水区，中国有关各方在促进经济转型与促进就业两大领域博弈。与此同时本期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478元/吨，比前一报告期下降了1元/吨。这给中国大多数煤矿带来压力。

中国经济前和未来发展动力是新型城镇化，而事关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是城镇就业率，一旦城镇工矿就业率下降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目前部分煤矿停产限产、矿工工资缩水，并进而导致产煤大省财政税收下滑。最终将导致消费萎缩，导致中国提升内需努力受挫。

在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一路下跌行情下，大部分煤矿净利润跌幅都超过40%，只有神华与兖矿例外。矿方更多的是采取以价换量，以加大销量填补煤价下跌的损失。中煤能源、兖州煤业、山煤国际和陕西煤业都产能提高产量，尤其以山煤国际产量大幅增加，幅度高达43.8%。大矿净利润跌幅均超过40%，最高达96%。个别矿方减产减销以期价格回稳，其中神华、冀中能产量分别下调2.2%及6.68%。神华神华、陕煤等营业收入呈小幅正增长，神华依靠矿、电、运一体化的营运布局以煤、电、路、港、航几个板块互相对冲风险，陕煤则利益于煤化工发展。部分北方地区大力发展煤化工又受到当地淡水资源限制。

另据安监局数据，今年1-5月份，国有煤矿企业亏损面已经达到了70%并有扩大趋势，1-5月份，全国煤炭产量下降1.9%，但是前10位的企业产量增长了3%，这表明部分大矿以量补价，而部分矿超能力开采已造成事故发生危及矿工安全。为安全和以人为本计，中国理应限制煤矿超能力开采。

另一方面是环境保护压力加大。据国家环保部公布上半年污染数据，中国已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161个城市中，仅舟山、深圳、珠海等9个城市达标，其余15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未达标，即超过93%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这其中燃煤贡献数一数二，各地煤改气呼声高涨，更有部分地区推行煤改电，加上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国家节能减排战略效果逐步显示，煤需求增长受到限制。中国应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加速淘汰高耗能高耗资源高污染产业，而不是限制能源进口。

回顾上半年，全国煤炭产量18.16亿吨，同比下降1.8%；全国煤炭销量17.27亿吨，同比下降2.1%，产销量双双下降而同期煤净进口15671万吨，同比增长1.5%，在70%煤炭企业亏损同时进口煤仍在增长，表明中国煤炭与进口煤相比竞争能力堪忧，特别是6月进口2505万吨，同比增长12%，环比增加104万吨。

据传煤炭工业协会要求限产保价。再回顾当年煤价最高超过850元一吨时，就有媒体披露当时煤价一半为“交易费用”。在进口煤增长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煤矿产产能过剩、环保压力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煤价下跌后，部分产煤大省清理涉煤收费，也表明了中国部分地区税费高直接导致了煤矿企业经营困难。

中国政府当务之急，应是降低涉煤税费，增加中国煤矿竞争力，而不是以限产保价、限制煤炭进口来保护竞争力不强的煤矿产。因为即使对进口煤征收3%至6%关税，外商只需要降价3%至6%甚至更多。

据社会科学院竞争力蓝皮书透露，中国粮食产业、矿产业综合竞争力在下降，进口矿产品、粮食其实是进口农田、农民和矿工，由于中国资源禀赋特别是中国能源、淡水、耕地人均资源匮乏，中国目前已必须进口资源以保障中国经济发展。

据国土资源部2012年数据，中国人均矿产储量中，石油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1%，天然气只有7.9%，煤只有70.9%。中国12013年进口煤炭达3.3亿吨。此外中国农作物进口相当于进口9亿亩农田，相当于中国现有耕地45%，而中国人均耕地只胡世界平均水平40%，淡水只有28%。

目前中国石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超过31%，煤炭年进口超过3亿吨。中国经济发展已离不开世界。然而世界并不太平，特别是中国所需资源丰富的地区，中国投资苏丹油田，苏丹分裂成南北苏丹，中国投资利比亚，利比亚至今乱局无法收拾，中国在此两地投资数百亿美元存在风险。

中国曾投资乌克兰农业，乌乱局仍在发酵，中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面临风险，中国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才能保障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推进中国能源革命，大力开发洁净煤技术，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核电和分布式能源，提高能效并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

2014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却猛增8个百分点，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实在不应该”。全国的公共财政部分增长了8.8%，但是地方政府增长了11点多，而且非税收入增长了11.8%——上半年政府的公共财政部分、地方基金性部分这些税外收费的总金额达到5187亿。他将这个数字归为，地方政府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在增加税和费，实际上是一个“收费罚款和增税性的地方财政机制”。

再回顾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税收增长速度基本上是GDP增速的两倍，而时任中国税务总局局长的金鑫曾预言税收增长速度应与GDP增长同步，可见中国税负加重，先是导致国企数千万职工下岗，后是导致中国个体、私有企业总数减少。

中国应当减少煤炭企业和能源企业税费负担，鼓励煤炭企业节能增效增强自身竞争力，降低中国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才是最根本的保就业方法。

（秦京午：资深能源评论员，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1951年出生，1977年冬参加高考，次年春入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学习，1982年获得文学学士，同年进入人民日报，并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5年获得法学硕士，参与创办人民日报海外版，负责地矿、能源、机械、环保、海洋、国土等领域报道。2011年底进入中国能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