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气候谈判代表:发达国家不兑约阻碍谈判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我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主动积极作为，同时我们也要确保承担的责任不能超出国家的能力和发展阶段。

9月23日，为期一天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闭幕。这是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的一次重要会议。今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将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国际上，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儿似乎一直在开会，但这些会议之间有什么不同？谈了这么多年为啥还是争执不休？中国最关切的是什么问题？国家首脑到会不到会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10月14日，记者独家专访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为读者讲述气候变化谈判这件看似神秘、遥远，其实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国际大事。

气候谈判也分“大小年”

1992年5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公约于当年6月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通过，并于1994年3月生效，成为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法律框架。

高风告诉记者，公约缔约方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也就是大家所知的“气候变化大会”(下称“气候大会”)。会议的名称通常会根据举办地命名，例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坎昆气候大会”等。而今年9月23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不属于常规的气候大会，它是专门安排的一个“一次性”会议，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注入更强的政治动力。

在接受采访之后，高风随即赶赴德国波恩，参加为期一周的“德班平台”气候谈判，这是2011年德班会议后建立的一个谈判进程——这一进程计划于2015年底的巴黎会议上完成。

气候变化谈判历程，往往根据谈判任务和形势呈现出“高潮”和“低潮”，相应的会议年份也被形象地称为“大年”和“小年”。如果遇上重要的时间节点，或有重要的成果要出台，就是“大年”。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方案，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将要谈判建立2020年以后全球共同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体制，这都是大年。高风解释说：“一个重大的谈判成果通常要酝酿好几年，它的动能需要很多积累，因此，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往往是有张有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到会，但是接下来2010年的坎昆大会，就只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出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国家领导人出席与否，对谈判进程会有什么影响？

高风强调，通常情况下，气候大会都不是国家领导人出席，而是部长级官员代表国家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哥本哈根，是根据联合国的一项专门决定，这在气候变化谈判历程中并不多见。

发达国家不兑现承诺是谈判艰难的重要原因

应对气候变化涉及未来能源体系的重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会“影响人类前途和命运”，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启动气候谈判到今天，谈判进程一直艰难、复杂。

“这个问题涉及的国家利益太重大，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高风这样解释气候谈判被高度关注的原因。高风回忆，参与气候谈判14年来，他感觉，整个谈判核心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问题。

公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到底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在经济上付出多少成本、提供怎样的支持，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

“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必须率先承担责任。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完全免费的排放空间实现了发展，现在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的时候，这个空间不再免费了。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减排，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这体现了‘有区别’的责任。”高风说。

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集体承诺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到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上，当初承诺的绿色气候基金，包括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都没有到位。发达国家迟迟不能兑现承诺是导致气候谈判进程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