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风暴后，石油央企路向何方

“五一”前夕，随着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和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相继落马，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同时换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石油领域的反腐风暴和人事震荡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改革积弊已久的石油体制，打造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的国家石油公司，应当尽快进入工作日程。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在中国央企序列中向来地位特殊，特别是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中石油，堪称官员晋升的快速通道。但同时，石油行业也是中国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从勘探开采到炼油、销售，再到进出口贸易、产品定价，无不在政府部门的牢牢管制之下，也因此成为塌方式腐败的渊薮。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以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转变”的国资改革方向后，石油领域的国资改革在方向和理念方面始终存在着巨大分歧，远未形成基本共识。

一个极端的主张，是效仿跨国石油公司(IOC)模式，将三大石油公司全盘私有化甚至拆分；温和思路则是学习西方国家石油公司(NOC)，继续扩大国企在石油行业的覆盖领域和控制力度；最近的传言则是石油央企之间又在酝酿新一轮的合并。

但上述主张目前都不明朗，业界人士分析认为，不论哪种改革方案，要想被高层采纳，前提都是不能削弱、且要加强国家石油公司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力度。

未来的改革，前路多歧。越来越多业界人士主张：除了完成政企分开，让石油央企回归“企业本质”，国家石油公司并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关键不是混改而是打破垄断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傅成玉曾表示：“我们现在是头大象，如果不改革很快就成恐龙了。” 这一危机意识，也的确体现在傅掌舵中石化后的一系列改革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不久，2014年初，中石化率先掀起石油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对中国石化(600028.SH)油品销售业务板块现有资产、负债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重组。一时间，无论资本市场还是实体企业，都重燃改革希望。

2014年9月12日，中石化销售公司与海尔、汇源、中国人寿等25家境内外投资者签署了《关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由全体投资者认购销售公司29.99%的股权，并于12月获得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批复。2015年3月，25家投资者向销售公司缴纳了共计1050.44亿元的增资价款。

中石油集团也于2014年确定了吉林、大港两个局级单位油田做改革试点，分别拿出两个油田35%的股权，吸引民营资本参与。2015年元旦，中国石油(601857.SH)新疆销售分公司正式改名为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企业性质随之从央企驻疆分公司改为自治区国资委监管的国企。

外界普遍认为，两大石油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措施并不彻底，未能先在市场层面打破石油行业垄断，因此难有独立市场主体诞生。

中石化的混改措施，主要集中于下游销售公司，至今未延伸到上游勘探开采领域，无法触动石油行业的垄断核心；而中石油虽拿出了两油田做改革，但均属于产量锐减的老旧油田，市场质疑其没有改革诚意。

石油领域改革的停滞与反复，既非偶然也并不鲜见。历史上，垄断之门曾有过数次开合，企业股权也实行过多元化。前有入世承诺和“非公经济36条”，后有三大公司的上市和融入资本市场。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石油领域各环节的垄断仍坚如磐石，令人不得不感叹改革之难。

多数业界共识是，推动石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破除垄断，引入独立的市场主体，并使产权自由流转；同时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

业界权威人士提醒，这都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在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改革方向。后者主要从出资人国资委角度提出，前者则是站在央企角度提出。

然而，混合所有制改革至今，除了使石油公司成功吸收了部分社会资金外，并未成功实现公司治理层面的目标：让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影响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以提高公司运营和投资的效率。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前副局长周放生告诉《财经》记者，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后，国资委作为大股东持有一部分股权，从而实现“管资本”。由此，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以前管企业的时候，国资委和企业是上下级关系。管资本后，就应当是股东和被出资企业的关系，不再有上下级关系，而是民商法基础上依法出资、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的平等关系。”

对于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改革思路，有石油央企的管理层指出，其与央企领导人的“从政逻辑”存在本质冲突——这不是在央企内部甚至国资委内部所能解决的问题。

中海油早在卫留成时代，就提出要做“资本管理公司”，但没能走下去。中海油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其原因并非由于主管单位反对，而是在于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式与央企的行政逻辑存在本质冲突。

央企负责人在竞选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委员等荣誉职务时，所凭借的主要政绩就是企业规模。转型为资本管理公司，无疑会“把自己改小”，从而丧失建立在企业规模上的话语权，这无异于“自毁长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国资改革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在中央刚开始提出“管资本”议题时，认为这是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小，改革阻力也最小的一件事。“出乎意料的是，这竟成为最困难的事情”。这已不是某个企业层面的改革，而是政府层面的改革，其涉及到政府层面管理理念，以及各个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从理念上来说，很多政府部门仍然认为管企业比较实惠，所以一提出管资本，那些部门既想管资本，也想管企业，还想管企业的高管，但这样肯定不行。”该专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