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美国财长鲍尔森在他任期内第六次访华，报道说此行主要议题有三：中国的汇率改革、美国的次贷危机、环保与能源问题。无论具体的细节是什么，第三个议题让很多人（我指的是非圈内人士）不免感到意外，财政部长怎么谈起环保了？

　　其实，现在的环境问题已远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就是法治与宣传了，针对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手段已不可避免地与当今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金融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肯尼思·阿罗教授就曾提出过一个即使今天看来也绝对可以称得上绝妙的环境保护的金融学解决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并于1991年被美国政府采纳。我们现在常说的联合国环境保护《京都议定书》，其核心思想就是当年阿罗教授的方案体系。

　　“阿罗方案”的具体内容是：在不可能完全停止排放二氧化碳的情况下，允许企业向大气排放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具体数量（也就是配额）根据企业所在行业、自身规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等条件制定，并且允许企业将剩余配额通过交易体系出售转让，收益归企业所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减少向大气排污的市场激励，减少排污本身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于是那些有实力的企业纷纷开发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技术，一方面优化了自身的产业方向，开发出更多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品，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出售剩余排放权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在这种激励下，整个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减少，环境质量有效地改善了。因为这套方案充分反映了金融学的“在不确定环境下实现资源的时间配置”这个本质，环境问题就这样被“科学地演化”为金融问题了。

　　这样看来，美国财长来中国谈环保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使用这个方案的美国却以《京都议定书》不公平为由拒绝履行其中的义务，借口是：包括中国、巴西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排放配额太高，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以至于美国无法从这个国际性排放权交易市场中获得更多利益。所以不少专家猜测，美财长会借所谓环境与能源议题向中方施压，要求中国承担更多义务。

　　别人怎么说我们可以不理会，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才是万事之根本。在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经建立并运行的情况下，如何尽快适应这种新的经济模型是我们应该尽早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基础就是尽快建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国际性交易，比如去年6月，法国电力贸易公司就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向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购买了36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家发改委也专门出台了文件规范用清洁发展机制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的程序，并且将2012年到期的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权定价在8美元以上。但仅仅这些还远不是交易体系的全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易体系应该至少包括三个部分，即交易平台（有组织的市场），广泛的交易主体和丰富的交易方式，这些条件目前我们还不具备。

　　一个健全、有效的国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不仅有利于有效激励企业减排挖潜，改善环境质量，从经济金融的角度看，这个交易体系的意义也很重大。首先，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排放权交易体系有利于提高经济体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现有的资本市场虽然也有这项职能，但那是在没有考虑企业排污对环境资源破坏的前提下的资源配置职能，而污染环境是对资源配置的破坏，所以某种程度上减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现在，当我们把环境因素考虑进来之后，二氧化碳排放权就成了新的稀缺资源，把这种资源投入到市场交易，当然有利于资源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国计民生的角度看，交易体系有利于提升经济体的整体价值。因为技术改进可以为国家节省出大量的排放权，由于这些排放权是稀缺资源，无论国家以何种方式处置，它的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经济体拥有的排放权越多，其整体价值就越大。最近，澳大利亚就开发出一项将二氧化碳储藏在地下的技术，可以设想，如果这项技术在澳大利亚得到广泛应用，澳大利亚股市一定会上涨，因为它的经济整体价值提高了，市场当然会对此做出反应。

　　从微观个体角度看，交易体系有利于企业真实价值的全面表现。那些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企业的价值在排放权交易中得到了加强，而那些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型的落后产业链中的企业的价值则会在交易中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这种价值的提升与下降还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模式的调整。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交易体系还有利于丰富金融产品交易手段，进而提高金融交易的安全性。比如某机构投资者构建了一个制造业股票组合，同时可以卖出一定份额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来对冲这个组合的风险，而这种手段在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让我们抓紧时间，把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交易体系建立起来吧！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