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国际视角审视最新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后会发现：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分野日益凸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次贷危机正无声无息地通过种种不易察觉的途径在对中国经济产生着滞后性作用，这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带来了结构性的“错配风险”。次贷危机发生前，中美两国的政策目标虽然缺乏合作，但政策博弈却意外地获得了合作收益，美国透支性消费不仅有效保障了自身复苏，还为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增长提供了助力，而本世纪前四年格氏降息的通胀压力很大一部分被中国低价舶来品的中和作用所化解。但次贷危机的深远影响却改变了政策目标的这种耦合。现如今的情况是，中国货币政策多管齐下不断紧缩银根，而美联储却依旧在我行我素地扩大宽松货币闸门，这种迥然有异的货币政策方向错配表面上不过是带来了所谓利差“倒挂”，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实际上更深层次的风险在于通过改变政策博弈基础结构。相对于小时工工资涨幅依旧十分温和美国来说，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却是被迫偏向物价稳定。8.7%的2月CPI很大程度上亦是因为美联储降息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对中国产生了实际冲击，而弱势美元引致的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普遍飙升，也给转型中资源消耗依旧较大的中国造成了负面影响，并给中国食品价格飞涨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中美经济结构的未来转变趋势可能会让这种政策效果冲抵更加严重。作为美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美国短期消费在次贷危机后大幅趋缓，而与此相比，随着内需启动政策的深入，中国消费增长却在提速，2007年中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更是首度超过投资。这种此消彼涨意味着全球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中国物价稳定的破坏力相对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