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九龙治水”来形容现行的环保管理体制并不为过。
目前流域水环境保护体制上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这个部门管调水，那个部门管污水处理；这个部门管农业面源污染，那个部门管工业污染；这个部门管技术资金，那个部门管发展资金。这样一种分割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了“责权利”的不统一，从而形成了各部门争权不断、推责有余的景象。
以太湖蓝藻的事件为例。太湖流域处于长三角发展的黄金中心点，地跨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也围绕其周。这次虽只有无锡爆发严重灾难，但水体污染的制造者肯定不只无锡一家，但这种天然的行政区隔，却为周边诸城环保部门的监管带来了难度，也为他们的责任推诿提供了条件。大家都有份，却划不清界限，遇到了事故，也查不清责任，当然都逃之夭夭。而最终的结果，就造成了太湖人人用，人人污，人人弃之不管，太湖俨然成了一个难以溯及的管理盲区。
而纵观我国大部分的河流，哪个不是横跨多省几市，我们不禁要问，现行“九龙治水”的管理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因此，太湖治理的正确做法是保护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以维持其水质，而不是仅仅关注清除蓝藻，甚至也不仅仅是关注无锡城一时的水荒。
可是依照我们的监管体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地区之间的行政目标并不在一条线上，比如太湖防洪标准，由于江苏和浙江的意见不一致，目前仍在协调之中。其次，涉及各部门的分工不合理也是问题的关键。环保部门主要职责是监督水环境，却由于城市污水和江河不在其管理范围，大量城市污水被直接排入江河而无法进行管理；河道虽属水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但河道水政部门对于水污染管理缺乏法律依据；渔业养殖对水环境有重大影响，但是却属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因此，在治理太湖的具体措施上，这种职责不明、分工不细、缺少统一协调的问题，将会大大阻碍对太湖的治理。如果无法打通区域和部门之间的隔阂，那么，再大的“流域限批”也管不了区域。
观念：落后自大之哀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始终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1984年才出台。如果在30年前和老百姓来谈环保，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我们还没填饱肚子，哪有条件来谈环保？
但这种笑声却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愚昧和无知。的确，我们需要发展，需要通过发展来让人民填饱肚子。而且毫无疑问，发展也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那么，难道这就是一道单选题吗？选择发展就不能保护环境，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
错，两者当然可以共存，发展和环境的博弈只是一个大小问题。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基础上的发展，就能实现在自然生态能够曾受的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在要找出“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同步推进”的例子是一点不难的。
除了这道长久以来纠集不开的单选题，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不可小看的。
人类是地球上最文明的动物，其余的一切都无法和人类抗衡。于是，整片的山林被砍倒，清澈的河水被污染，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直接导致了“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一说。于是，“征服自然”“无度地向自然索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人类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利吗？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英国美丽的泰晤士河，在一百多年前，它因人类的工业文明成为了一条濒临崩溃的“黑河”。由于经济发展以及泰晤士两岸人口的激增，使泰晤士河水水质严重恶化。1878年，驶于河上的“爱丽丝公子”号游船不幸沉没，造成640人死亡。然而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生亡，甚至这黑臭的河水造成了英国历史上的四次霍乱。
人类是有感情的生物，而环境的抱负则是无情的。于是，在污染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再走一段漫长的“再治理”回头路。可这条道路却比之前那条艰辛数百倍，诸如日本，在6、70年代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后，又重新花了比原来多10倍的资本来治理恶劣的环境，这是多么不值的选择！
如果说当时发达国家占据先机，还有条件来先污染后治理，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这个条件。目前，我们的能耗单位GDP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COD化学需氧量排放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江河湖泊70%受到污染，有三亿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
如果还是坚持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等到中华真正崛起的一天，我们的自然环境就已经被我们糟踏的无法再去承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了。
出路：科学发展才有希望
科学发展深入人心
7月30日，国家环保局再次重拳出击，联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第一批公布的名单，蚌埠农药厂、虞城县科迪食品集团等30家环境违法企业均“榜上有名”。
环保领域引进经济政策，可谓意义深远。相比罚款等传统的环保行政处罚措施，绿色信贷因为联同了银行部门，将增加违法排污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甚至切断严重违法者的资金链，有力地遏制其投资冲动。这种做法可谓“釜底抽薪”，把准了污染企业的“命脉”，将是解决我国诸多环境污染问题的一剂“良药”。
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环保总局成立近30年来，终于启用了一把权力“尚方宝剑”，并且此番“祭剑”，剑光闪闪、威风凛凛、毫不留情。我们相信，只要铁腕真正铁到实处，综合治理真正治到要害，我们的环保事业就不会再尴尬和弱势！
民间力量逐步觉醒
现在只要输入“www.ipe.org.cn”的网址，就可以看到一幅中国各个省市的水污染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各个水域的污染状况，一目了然，触目惊心。
这张地图是由一个名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制作而成的，组织的负责人马军表示，“建立这个环保公益数据库的初衷是为专业环保研究人士和组织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数据库、交流平台，但没想到由于其新颖、直观的地图表现形式，却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注意。”网站开通一个多月来，点击率节节攀升，许多人留言表示赞许，还有许多人主动提供水污染线索。
像“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这样的民间环保组织，国内共有2768家，涉及人数22.4万人，国际上把它们统称为“NGO”。 它们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一直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从阻止重庆建设污染严重的燃煤发电站到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人民是环境利益的最大相关者，因此发挥民间力量参与环保事业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为了让国人从内心深处建立起环境文化知识、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今年1月份，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十一五”时期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开始全面部署“十一五”期间的环境宣教工作。在《意见》的号召下，首都高校学生长城植绿，中华环境宣传万里行、环保志愿者骑行北京等活动都纷纷展开，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环保宣教热潮”。
继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也于日前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该办法将强制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向全社会公开重要环境信息，为公众参与污染减排工作提供平台。
在透明政策的支持下，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民间力量必将逐步觉醒，真正登上环境保护的舞台。
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回顾环保总局频频刮起的环保风暴，潘岳曾多次表示，“我从第一次‘风暴’时就说过，‘风暴’不变成制度，不变成法律，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他认为，现在这个阶段，环境问题不再是技术、资金、运动到不到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制度能否变革的问题。
的确，任何治污手段都比不上法律的铁面无私。但是，纵观我国的环保法规建设，却很难尽如人意，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然而如今17年过去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日益增强，老法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新需要。
面对污染大户，环保部门“仍旧没有权力关停违法企业，仍旧不能罚超过20万的款，仍旧只能‘建议’相关部门对渎职或违法的官员进行处理”，执行力不足是现行法律的重要缺陷。
针对这些问题，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审议通过了《“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提出今后五年全国环境法规建设的目标。环保总局将在各单项环境法律逐步到位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更高阶位的基本法律—《国家环境政策法》，以协调各种单项法律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对于一直模糊不清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环保局也将作为重点着手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办法》和《跨界环境污染损害赔付补偿办法》。同时，对于《水污染防治法》也将进一步加紧完善，增强可操作性。
科技投入不可或缺
科学技术无疑是治理水污染的一把“利器”， 对于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张悦就曾表示，“通过自来水系统的处理，相当部分污染是可以消除的，如果有技术储备积蓄的话，哈尔滨停水四天事件甚至都是可以避免的。”
日前，建设部已经着手开始研究同相关部委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且储备资金将超过350亿元。此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当中，目前水专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完成了《水专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将在河流水环境整治、湖泊富营养化控制、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等五个主题开展研究，在2007-2020年分三个阶段实施。专项项目示范地选择上，重点考虑了“三河三湖一江一库”在内的国家水污染重点控制区域，以及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城镇发展密集区域。实施方案于7月中旬到8月底进行综合论证，9月份提交国务院审批。
兴建污水处理厂也是解决水污染危机的重要手段。作为主管城市水务的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多次在各场合批评地方城市对污水处理力度不够。根据建设部的数据，到2006年底，248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至少有30多个城市约50多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不足30%，或者根本没有运行。
“其实水污染70%是城镇造成的。”仇保兴表示，到“十一五”末，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均应规划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