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研究涉及“敏感内容”

“大会讨论的版本当中没有包括那些还存有争议的内容。”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环境与社会发展部主任李安度（Andres Liebenthal）对本刊记者说。

7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要求世界银行删除一份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研究报告中的敏感内容。

被认为是“敏感”的内容包括：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为空气和水污染而早亡；其中最为主要致命因素是城市污浊的空气，每年有3540万人因此早亡，而且大城市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份报告还公布了早亡的分布地图，最为密集的地区是西北产煤地区。

在国家环保总局历年来公布的全国环境监测数据中，产煤大省山西的临汾、大同等城市的空气污染一直都位于最为严重的行列。

目前在世界银行的官方网站上仍然可以浏览到这份题为《中国污染代价》(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的报告，不过这份目前唯一可以公开浏览的报告，是世行官员对记者所说的那份不包括“有争议内容”的大会讨论版本。

在这份删节后的报告中仍保留有关于早亡的内容，包括导致早亡出现的原因等，但是已经没有具体的死亡数字和地图。

据一位参与此项研究的人员介绍，报告中所使用的“早亡”的概念是指某一地区实际寿命低于预期寿命，且是因为污染原因造成的死亡。这也与国际上通用的“早亡”概念相同。

现有报告长达150多页，据称总共有多达1/3的内容被删除。官方要求删除的理由是这些内容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以及怀疑研究方法的可靠性。

7月5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询问时，并没有完全否认此事，只是表示“报告现在既没有作出定论，也没有发表，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中方要求删除有关数据的情况。”

但是世行很快在其官方网站上作出了回应。

世行以“常见问题及答复”的方式透露了整个删减的过程：国家环保总局对于世行的统计方法提出了质疑。随后，一些数据便被世行从报告中删去，其中包括每年因为水和大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

这次长达3年的研究是由中国政府主动提议，并与世行合作进行的。

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2020——碧水蓝天》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每年因大气和水污染导致的GDP损失达3.58%。这一研究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并随后要求世界银行与中国及国际研究机构合作，运用适合中国情况的特殊方法论，创建一种环境代价模型（an environmental cost model）。

此后，双方便启动了这个研究项目。除世界银行外，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也都参与了这份报告的研究和撰写。

世行在其网站上宣称，因为这次研究是一次合作研究，所以各方在研究方法上其实都是达成了共识的。

中方的负责人是国家环保总局原规划司副司长过孝民，他在整个报告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报告遭到删除的报道使得整个气氛变得有些紧张，尽管双方都称报告的撰写和讨论仍在进行中，而且最终版本即将在近期内公布，但是当本刊联系过孝民的时候，他还是以已经退休为由，婉拒了采访要求。

7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注意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这篇社论还提到了2003年的SARS风波。

数字以外的问题

“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听说在正式的学术报告中，公布中国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死亡统计。”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世秋说，她一直关注这次研究的进展。

现有报告主体部分有5节，综合运用了环境经济学以及流行病学等方法，计算大气和水污染对于GDP和健康所造成的损失。除去被删除了的每年75万人因污染早亡的数据外，报告称，每年中国因污染导致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占GDP的5.8%，这个数据被保留了下来。

“因为现在无法看到关于75万这个数字的研究方法，不好评论。但是5.8%的数字我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统计。”张世秋说。

在此前一些国际机构所做的类似研究中，中国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GDP损失一般被估计为710%左右。

几位浏览过报告的大陆环境问题专家都对本刊表示，现有的已删节版本报告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结论，在学术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了。

“我没有看到有突破性的部分”，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朱彤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结论只是初步的。”他认为这类研究最为关键的是数据。

一位在这份报告研究和撰写过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士表示，目前大陆对于农村水质的监测非常有限。例如直接饮用地表水对于健康危害最大，但有关部门只掌握有几百个县的数据，根本不足以进行全国性的统计学计算。

“没有数据，就什么也做不出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经理梅家永说：“我也曾经问过总部能否做同样的研究，得到的答复是几乎不可能。因为这需要长期的、大量的数据才能做出具有科学性的结论。比如至少要有某一地1020年以上的可靠数据。而在中国，这些数据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

所以，这也是众多环境专家对75万这个数字存疑的关键。这个数字据称是关于全国的总体统计，而一些专家表示，他们不认为中国现有的监测水平能够为这种全国性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尽管这次研究有多个政府部门参与，而且一些部门专门负责为研究提供数据，但是，据称在研究中仍然出现了一个部门拒绝向另一个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现象。

“有数据不愿意提供是一种普遍现象。”张世秋说，她认为这不仅是因为有关部门思路还没有转变，而且监测数据的质量本身也有一定问题。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目前大陆环保治理体制层面的问题。

新一届政府不断提升环保的重要性，对于那些政府部门来说，环保也成为大有可为的领域，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

例如水污染的处理，即有“九龙治水，而水不得治”的说法，形容目前多个部门都涉足其中，而效率反而很低。去年，几个政府部门都公布了中国的水质监测报告，但是他们公布的数据相差很大。一位研究者对记者说：“这种差距说明他们用的监测方法甚至都是区别很大的。”

7月12日，世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再次以世行中国负责人David Dollar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在结尾处说，这次研究工作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承诺。而世行在此前的声明中称，所有政府都有机会在世行发表有关其国家的报告之前，对报告进行审看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