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小锅炉的高耗能问题，是改造？关闭？还是用热电联产的方式将它们“整合”起来集中供能？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显然不合适。

　　 在上海院士中心昨天主办的第35期院士沙龙上，来自各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及了“系统思维”一词。毕竟，在一个个如火如荼的节能工程中，采用何种技术，如何规划、设计、施工，都应在通盘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作出最佳选择，不能为了节能而节能。

　　局部VS整体

　　 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条20公里长的地铁一年的耗电量达1亿千瓦时，其中一半耗在了空调上。正在进行全国地铁能耗调查的施仲衡院士发现了不少地铁设计中的“一根筋”问题。他指出，由于设计单位一味考虑到运能问题，不少城市都按照能容量8节车厢的标准建设地铁车站，却未能兼顾车站空间过大带来的空调能耗问题。

　　 以地铁为例，施仲衡说，能耗问题渗透在每项工程的各个环节。作为设计者，既要关注局部细节，更要从整体上平衡考虑，学会用变通的方式处理能耗问题。比如，要保证运能不一定要增加列车长度，加大车辆运行的密度同样可行。近几年，俄罗斯就将高峰时段的地铁发车间隔缩短到1分钟，这样，每公里每天的运能是我国的2倍。

　　技术VS管理

　　 大大小小的节能项目中，技术派始终唱着“主角”。有趣的是，参加本次沙龙的技术专家们非但没有“王婆卖瓜”，反而深感节能管理与政策引导的不足。

　　 节能技术为何遭遇推广难？上海清洁能源中心总工程师罗永浩认为，政策引导很重要。政府部门若能出台一批能效标准和一套合理的奖惩政策，企业也就多了份动力。市节能协会理事长施明融则为相关标准的缺失而担忧。他表示，节能减排工作涉及的标准少说也有上千个，但目前能拿得出来的也就百来个，其中70%还是制订于上世纪的“过时货”。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副总工程师韩宾建议对小型发电机组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对某些能耗过高的设备实施强制淘汰，并及时补上运营管理中的漏洞。

　　眼前VS长远

　　 用我们手中的排放权换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用于国内的节能减排工程——据统计，我国已核准了239个这样的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从眼前看，CDM项目的确是个划算的买卖。可施明融提醒大家，排放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长远规划、合理使用，不宜蜂拥而上。

　　 从已经实施的《京都议定书》到即将启动的《后京都议定书》，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研究所所长陈长虹表示，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创新，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光考虑“十一五”甚至“十二五”都还不够，应有一个战略性的规划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