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与事实: 中美制造业的差距

中兴危机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博弈后，终于迎来大结局。6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采访时宣布，美国已与中国中兴通讯公司达成新和解协议，美将撤销对中兴的封杀禁令。至此持续了近两个多月的中兴危机告一段落。只是对于中兴来说，虽死里逃生，但代价惨重。巨额罚款将让中兴未来至少五年白干。在倍感掣肘的同时，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在中国人的脑海：中美在高科技制造业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华为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陈黎芳最近在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讲话说到：“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言论的机会。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为什么我们要坚定的向美国学习？真正的美国制造，你了解多少？

我们不要小富即安，我们不要以为手头有几个活钱就了不得，如果产业没有增长潜力，没有附加值，没有精钢钻，光做牛仔裤和运动鞋，不管做得多好，做得多大，都不可能赶上美国。都还是农民工进城。

想赶上美国，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通用电气，波音，也要有中国自己的诺斯洛普格拉曼，霍尼韦尔，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联合技术，利顿工业，达信，CSC，ITT，联合防务，休斯电子，L-3通信，艾连特技术系统，哈里斯，罗克韦尔，阿尔康工业，韦里迪安，西利康图解计算，布兹·阿伦·哈密尔顿，普利迈克斯技术，米特里......EGG，DRS，泰里达因技术，列·谢格勒，装备支援系统，蒂坦，安特翁，AMGeneral，电子数据系统，奥什科什，库比克等等，更要有中国自己的通用汽车，陶氏，亨斯曼，PPG，伊士曼化工，孟山都，道康宁，惠普和安捷伦，IBM，泰科，英特尔，卡特彼勒，德尔福，杜邦，江森自控，思科，3M，迪尔，固特异，施乐，艾默生，惠而浦，摩托罗拉，朗讯，辉瑞、罗氏、礼来等等。

上述这些企业加上普林斯顿，哈佛，耶鲁，斯坦福，伯克利，加州理工，麻省理工，芝加哥，哥伦比亚多等等大学才是美国综合国力的支柱，才是美国骄傲的本钱，才是美国强大的原因。

经过我们这30年奋力追赶，我们与美国距离虽然不是差十万八千里了，但是还差得远，二万五千里总是有的，举例来说，在复合材料领域，杜邦积累的工艺数据，就是目前我国已经掌握的数据25倍以上，在涡扇发动机领域，我国做完的材料和工艺试验数量，不过GE的5%而已。

其他领域差距同样大，尤其是微电子，精密仪表仪器（现在国内大企业没有安捷伦仪器的实验室都不好意思给别人打招呼），传感器，精细化工，复合材料，特种金属材料，精密陶瓷材料等等，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单单是机械制造领域，我们在高档数控系统，数字化工具系统及量仪，高档DCS、FCS和PLC，涡扇发动机智能控制系统与美国就有20年的巨大差距。

在精密和智能仪器仪表与试验设备方面差距更大，在高精度、高稳定性、智能化压力、流量、物位、成份仪表与高可靠执行器，智能电网先进量测仪器仪表（AMI），材料分析精密测试仪器与力学性能测试设备，新型无损检测及环境、安全检测仪器，国防特种测试仪器等各类试验设备我们基本全部依靠进口，被瓦森纳协定禁运的，只能依靠隐蔽战线同志们冒险。

至于高可靠性力敏、磁敏等传感器，新型复合、光纤、MEMS、生物传感器，仪表专用芯片，色谱、光谱、质谱检测器件；高参数、高精密和高可靠性轴承、液压/气动/密封元件、齿轮传动装置及大型、精密、复杂、长寿命模具；高档（尤其是军品级别）电子器件及变频调速装置等等都只能依靠进口或特殊手段取得。

美国制造业目前结构的优化程度是超出大家想象的，石油煤炭这种依赖资源的产业占比很低，消耗能源的汽车产业占比也不高，让人意外的是化工和机械这两个产业，占比非常高，而且这两个产业，美国在技术上有绝对领先优势。2013年，化工产品（包括制药）+塑料橡胶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19.5%；食品饮料占10.8%；电脑电子占9%；金属材料占8.7%；机械产品占7.8%；汽车产品占6.1%；航天运输5.9%；其他产品4.5%；石油煤炭4.4%。

不要小看美国的制造业，没有美国制造业，我们的数控机床，电子工业，能源工业，精细化工业和部分军工产品全部或部分要歇菜或性能大打折扣。

从中美企业数据对比来看，这点表现更明显。我们以2016年中美世界500强企业进行来做个对比。

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再度增长至110家，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并将拥有52家上榜企业的第三名日本，远远甩在了身后。如果拉长时间轴线，可以显著看到的是，大约从2008年起，中国进入了世界500强追赶的狂飙突进阶段，2011年上榜企业数量首次超越了日本，并且差距在逐渐拉大，现在的中国，更多在向美国看齐。

剖析这个巨大成就背后，事实的另一面是，相比于美国和日本，中国500强过于集中在基础性行业，包括能源、基建、金融等，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下，垄断型央企是中国角逐世界500强的重要力量。大型金融机构面临收益拐点、企业从“量”转向“质”的艰难诉求……可以预见的2018年，以上问题仍然等待突围。

作者简介：陈黎芳，华为董事。毕业于西北大学，1995年加入华为，历任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国际营销部副总裁、国内营销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共及政府事务部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