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能源合作“强强联手”？

前不久，法国前环境部长，现政府气候变化大使布鲁斯•拉龙德来访，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以煤炭技术领先于世界发展；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以液态燃油技术左右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将以可再生能源技术引领世界未来。听着“感觉”特别好，中华民族不仅复兴，而且称雄，技术路线就是可再生能源。但仔细一想，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蒸汽机的发明，使煤炭的大规模商业利用成为工业化的基本动力；石油性能优于煤炭，取而代之实属必然；可再生能源在可预见的未来，成本高昂，杯水车薪，若取代石油，实不敢想象。
由此联想到中美能源合作：美国人的石油时代能够转向中国人的可再生能源世纪吗？从美国方面看，为应对经济危机，奥巴马政府大力投资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美国商务部长、财政部长、能源部长和国务卿先后来华，极力倡导中美可再生能源合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明确可再生能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美国的高级智库“亚洲学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纷纷建言，绘制中美能源合作的路线图，共同应对能源与气候危机。中国官方和一些学术机构对此也态度积极——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目前突出的环境危机，此举看来一箭多雕。
近一年来，美国学界频频抛出“两国集团(G2)”的概念，意在中美两强联手，共建世界新秩序。从经济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美中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能源消费上，中国已超过欧盟二十七国的总和，低于美国约1/5，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必然超过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中国已超过美国，两国一起，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以上。从石油的进口与消费上，显然也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在汽车消费方面，中国的汽车市场有望超过美国。
不仅如此，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一直打压拉拢中国参与国际减排协定。小布什2001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没有参与减排承诺。奥巴马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谈判中，一再要求必须包括中国这样的排放大国。美国国会通过的清洁能源法案，甚至将产品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挂钩。中国则强调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垂范，但也表示要积极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如此看来，中美能源合作，政治上看应该是一路高歌，势在必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合作，是否会出现“猛进”的局面呢？答案显然不容乐观。原因在于，首先，美中能源合作，口惠而实不至。应该说，美国技术先进，能源效率高，资金充裕，可以帮助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对中国有实际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纳税人的钱，由国会说了算，白宫没有多少发言权。美中对话、双边协定、机制不可谓不多，但几乎都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内容。中国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亚太清洁发展伙伴计划”和“主要经济体会议”，只有雷声，没有雨点。美国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市场交易，反对政府干预。但同时，美国又限制所谓“军事目的”的技术出口。
第二，中国所处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依赖可再生能源来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除水能外，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的能源密度低，而且不稳定，不可能作为需要大量且稳定供给的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基础能源。另一方面，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这些新兴可再生能源，技术上尚不成熟，经济上成本高昂。作为一个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均较为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显然也难以大规模商业开发利用。
中美能源合作，在经济与技术上不能“猛进”，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前行。实际上，中美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首先，中美能源合作并不局限于可再生能源。中美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高，石油的安全供给，尤其是海上运输和陆上管道运输，中美需要联手应对。中国大力发展核电，也需要与美国共享生产与安全方面的技术。
第二，能源效率技术合作，也有着广阔的前景。例如，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与消费国，有巨大的市场作保证，在汽车燃油效率等能效技术的合作能使双方受益。
第三，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尽管大规模商业合作时机尚不成熟，但合作研究与开发潜力依然巨大。美国承诺在2020年比200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7％，在2050年比2005年减少83％，压力巨大。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已经树大招风。可再生能源为零碳能源，合作研发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
第四，中美在一些技术前景尚不明确的领域，通过合作可以加速研发进程。例如氢能技术、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双方可以共同投资研发，共享知识产权和收益。
第五，除硬技术外，美国的许多管理体制与机制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例如美国的排放贸易制度安排，将管制与市场有机结合，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中美能源合作有可行空间，但也要注意避免各种误区。首先是获得美国提供的“免费午餐”。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美中战略竞争伙伴关系的定位，决定了美国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只能是平等互惠的，美国人不可能在资金与技术上提供免费午餐，帮助竞争对手。我们需要自力更生，不卑不亢，合作共赢。
其次，开展中美能源合作，要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和商业性推广有一个过程，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发达经济体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经济技术能力较强，开发利用新能源属于锦上添花，不会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但中国则不然，高昂的成本，微不足道的能源生产量，而且还不稳定。盲目“大干快上”，并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能延缓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再次，中美“双雄”主导世界。美国人提出了“两国集团”的概念，而且中美在许多方面似乎表现出“强强联手”的合作局面。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均不足以与美国“称兄道弟”，一旦上了这条船，就可能下不来。而且，以中国的发展实力和需要，也没有必要去称雄。此外，国际社会对这一可能的“双雄”局面持警惕态度。法国气候变化大使拉龙德明确表示，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如此亲近，让欧洲觉得“受到了孤立”。其实，中美合作就是一个普通的双边合作，与中欧合作、中日合作、中非合作没有实质的区别。
第四，可再生能源技术是“争夺世界竞争力的王牌”。我们一定要主动竞争，防止被美国拉下。可再生能源技术需要投入，但不能不顾实际能力与需求。促进发展，增强国力是最大的竞争力，可再生能源技术只是综合竞争力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五，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领域，中国应美国之邀或受其压力，“承诺减排限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是要根据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技术、资源状况采取行动，低碳发展，不宜作出量化承诺。
中美能源合作，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政治和战略层面，中国可以而且也应该响应美国的合作动议。但在经济与技术层面，不可能而且也应该避免“猛进”或“大跃进”，需要谨慎前行。中美能源合作的政治属性，对于经济与技术联手，显然也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与技术合作共赢，可能进一步推动政治互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迎接全球气候的挑战，中美能源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还要创造条件，不断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