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务、煤务与“洋务”

在蒸汽时代，煤的用途和产能是判断国力大小的标尺之一。拥有战舰、火车和商轮的国家，往往同时也是煤热能的最大开发者。那些氤氲着浓浓蒸汽的车站、码头和工厂，既为19世纪的欧洲产出了大量财富英雄，也在不断累积着殖民取利的欲望和能量。1840年，当英国战舰的船桅带着隆隆炮声，突然出现在大清东海岸的地平线上，大清官员就似乎已经明白了，坚船利炮只是西方殖民东方的前驱，在它们冰冷的身影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影武者——煤炭和蒸汽工业。
不过，无论是紫禁城里的大清皇帝，还是直面外敌的封疆大吏，要放下“天朝上国”特有的矜持，毫不介怀地面对这些来自西洋的“化外之民”和“奇技淫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英国人的攻击仅限于东南一隅，对大清帝国的价值观并无根本上的撼动。煤炭在欧洲的表现若要复制于中国，需要大清决策者更多地开通与自省。英国人在台湾鸡笼煤矿的作为，促进了这一进程。
鸦片战争后不久，刚刚占据香港岛的英国人，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的商船和战舰大多以蒸汽动力为主，但香港却并非煤炭产地。皇家海军必须尽快在东方找到“伯明翰”或者“利物浦”，以满足军舰和商船远洋航行的需要。否则，即便占据了香港，这里也不可能成为久留之地。
1847年，英国人在台湾鸡笼（今基隆）找到了优质而丰富的煤矿。负责勘察的英国军官显然希望以他的报告影响决策者，把鸡笼建成远东英国人的能源基地。所以他在报告中对煤的品质、分布、储量和开发可行性做了详细评估。时隔不久，大英轮船公司和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就要求清廷向他们出售煤炭或租地开采煤炭。但是对于台湾官绅而言，英国人开矿要求无疑是包藏祸心的，所以不但拒绝他们租地开矿，而且号令全台禁止向英国人售煤。很显然，他们担心洋人因觊觎煤利而盘踞宝岛。
对鸡笼煤炭抱有浓厚兴趣的，还有美国。作为火中取栗的高手，美国此前已利用清廷在鸦片战争后的惊魂甫定，迫使对方签订了《望厦条约》。但要让条约中的通商权予以落实，它的第一要务，是必须在西太平洋为远洋船舶找到合适的燃煤供应站。否则不但无法征服日本，甚至也无法与英国争夺远东贸易的份额。
1848年，一个叫托马斯•奈伊的美国人在中国沿海失踪，传说在鸡笼被土著囚禁为奴。1853年，美国政府以寻人为借口，派军舰登陆台湾。在海军部给舰队司令佩里的训令中，透露了这次台湾之旅的真实意图——“我们有理由说，台湾燃煤的埋藏量似乎是很多的。将来不但美国的汽船，恐怕不久在这边的各国汽船，也将在台湾得到煤的供给，你应探查台湾燃煤的供给地。”
在通过贿赂手段被特许登陆勘察之后，佩里从随行技术官员那里得到了鸡笼煤矿的诸多信息。他呼吁官方武装占领台湾，以鸡笼煤矿为燃煤来源，控制尚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日本，并与大英帝国争夺东方和西太平洋。但由于美国当时羽毛未丰，尽管佩里主张先把鸡笼伪装成非军事要塞以缓解列强压力，总统富兰克林•裨尔斯仍然搁置了武装占领鸡笼的动议，只允许小股军队和海盗进行零星骚扰，等待机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提供了涉足中国矿业的机会。英、法联军的“暴力美学”，使清廷充分领略到了工业革命的威力和洋人对于能源的渴望。辽宁、山东、江西和湖北等地先后被迫开埠通商。台湾的鸡笼也在开埠区域之列，而促使英、法觊觎这个小镇的，就是毫不起眼、但对其东方战略意义重大的煤炭。
欧美列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缴获”了内河航行权和更多内地城市的通商权，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对他们而言，借助这些“打”来的权利，在中国内地自由开发和运输煤铁资源，才是其远东战略的核心目标。时隔数年之后，东北、山东、江西、湖北等地的煤铁产区，逐渐成为洋人最感兴趣和光顾最多的地方。掌控了煤和铁，无疑就掐住了大清帝国的咽喉，使其“但求做稳奴才”，难以进入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但对欧美各国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大清帝国发展史的分水岭。西方工业国的军事装备，以及它们对于煤炭的趋之若鹜，令那些亲历兵燹之灾的大清官员印象深刻。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开始在中国复制西方的工业化。而他和他的同僚们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军工厂和洋务企业寻找动力。黝黑的煤炭，首次以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进入了大清帝国的官牍和奏对。
对于大清官员而言，台湾淡水既然被迫开埠，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洋人开发鸡笼煤炭的要求。与其奉行绝不合作的鸵鸟政策，不如借助洋人的技术和设备自行开发，断了洋人的念想。尽管这种提法受到了台湾岛内和朝中保守人士的反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仍然坚持以现代技术手段开发鸡笼煤矿。鸡笼煤矿由此成为首批洋务企业之一。
洋务官员之所以对煤炭如此钟爱，首先是因为煤炭关系到新式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无论是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还是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都是以蒸汽为主要动力的。其堪地建厂时，必须首先考虑附近煤矿的储量、煤质和运输费用。更何况洋务企业以军工为主，煤矿本身就是洋务官员以“民”养“军”的重要一环。所以，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煤务运动，并不为过。
李鸿章是推崇洋务的晚清重臣之一。由于国内土法开采煤炭质劣量少，不敷使用，他的江南制造局最初只能依靠洋煤。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船政大臣沈葆桢请旨开办煤铁矿，以便在中外有事时，保障洋务企业的用煤需要。李鸿章原来希望在湖北办一家铁厂，生产军械和相关设备。但在考察之后，他还是决定放弃计划，改在直隶开平办理煤矿——那里的焦煤更适合冶金，而且当地还属于他的辖区，他能够控制煤炭的开采和流向。更重要的是，山东和江浙一带已经被迫对外开放，厘金也在洋大人威逼下取消，煤炭从直隶海运到上海，不但能为燃煤大户江南制造局省下不少运费，还能顺便盘活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
作为19世纪中叶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与开平煤矿一对一的购销关系，也充分说明了晚清洋务与煤务的紧密关联。为了保证开平煤矿运营良好，李鸿章利用职权，为开平煤矿争得了最大的税收优惠，并在煤矿经费支绌时由江南制造局拨银5万两，“在来年所交该局烟煤焦炭内核扣作抵”。李鸿章还规定“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土窑出煤由开平煤矿照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更“不准另立煤矿公司”。所有当地土窑主针对开平煤矿的骚乱，都由李鸿章派兵摆平。反过来，开平的煤炭也不能随意入市，而是要“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
另一位洋务官员张之洞的经历，也是清朝国防受煤炭制约的最好例证。他认为，大清之所以在中法战争中落败，“非将帅之不力, 兵勇之不多, 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外洋……实因水师无人, 枪炮之不具”，故请求向欧洲购买设备，兴建铁厂。因为当地无铁无煤，李鸿章曾劝他“炼铁制钢轨不是易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在湖北汉阳设立铁厂，锻造军械。但由于马鞍山煤矿“灰多磺重，堪作焦炭者甚鲜”，不得不从国外高价进口。他在奏折中深有感触地说，“煤为全厂之根据，必须自开自炼，方能一律适用”。最终，张之洞以铁就煤，斥巨资开发附近的萍乡煤矿，才使汉阳铁厂的生产稳定下来。
大清帝国以矿业促工业、以工业建国防的计划，令欧美诸国和日本为之不安。无论是出于抢夺中国资源的需要，还是基于掐断大清强国之路的考量，它们都在甲午战争后的侵华进程中，把煤铁资源列入了瓜分计划的最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