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能源风陵渡口的煤炭

“若干年内超英国，赶美国”，无论这则由毛泽东1958年前后提出的类似乌托邦式的许诺口号如今如何令人唏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05年我国GDP完成了承诺的“超英”，随后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第二大经济体，正式踏上了“赶美”道路。作为世界煤炭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可以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煤炭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尤其是2012年以来反复出现的全国性大面积重度雾霾，严重威胁了公众的身体健康。据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潘小川介绍，2012年煤源型pm2.5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高达67万人（包括COPD,肺癌，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相应的经济损失高达5352亿元人民币，市民面对黑烟滚滚的煤电厂却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戴上口罩。可以说，上至高居庙堂的专家学者，下至处江湖的贩夫走卒，说起雾霾的成因都会将煤炭列为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是世界煤炭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更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针对于此，中国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和增长模式的转变，能源开发利用结构必须转型才能使中国的经济步上高效率，低污染，高产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换挡降速，结构调整的阶段，煤炭在能源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曾经为中国发展“燃烧之最后一刻”的“煤大哥“如今却要面临鸟尽弓藏的尴尬局面。为了帮助中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优美，气候变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已经势在必行。黄河流经风陵渡自然南泄东流，一水而分南北。然而处于转型期的煤炭行业却无法任其随波逐流，只有国家，企业，个人多方共同努力方能促使这次大转型成功。

一．市场机制是成效显著的首选控煤措施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呼唤市场机制和辅助工具，如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税、碳税、市场交易、绿色金融等。由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腾飞研究院所提出的煤炭“真实成本”相当触目惊心，基于2012年的数据估计，中国煤炭使用的外部成本约为297元/吨煤，其中大部分外部成本在消费侧，原因是因煤导致的PM2.5排放约占排放总量的50-60%；生产侧的损害成本包括对水系统、生态系统及人体健康的影响，大约占总损害成本的45%。因此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化石燃料和煤炭的定价机制，制定合理的煤炭生产和消费的环境税费

目前开始实施的资源税（税率2-10%）应明确定位与资源补偿，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和调节资源的富贫极差。对于煤炭开采导致的生态问题，应利用生态补偿机制使煤炭基地的省市能够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作出合理的产能规划，进行新的深入改革。同时应利用排污收费和碳税，将煤炭对环境、健康和气候变化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用各种预防手段减小外部损害。此外，应在2020年前将碳税的征收提上议程。同时要充分利用金融的杠杆利用（如绿色信贷对煤炭生产、消费、替代三方面的调节）并落实到监管体系中。实行煤炭行业落后产能的“约束准入”，耗煤行业消费端的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绿色信贷考核指标体系，煤炭清洁利用端的“技术优选”，煤炭替代端的可再生能源支持等。

二．设立生态环境红线控制煤炭生产和消费

煤炭生产和消费受到水资源、大气环境、公众健康和气候变化各方面的约束。2013年我国74个城市PM2.5年均值为72微克/立方木，约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过渡期第一阶段目标（35微克/立方米）的两倍。空气质量的红线是目前最重要的煤炭约束条件之一，我们应该以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过渡期目标位红线：分省PM2.5年均目标分别在2030年和2040年达到35和25微克/立方米，2050年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10-15微克/立方米）。据英国气候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MikeThompson介绍的英国《气候变化法案》，英国已禁止建设新的燃煤发电站并推出了一个低碳发电市场，甚至在财政紧缩时期继续义无反顾资助低碳计划。假使中国的企业也能像英国严格遵守《气候变化法案》般将PM2.5控制在红线以下，“APEC蓝”将不再是留不住的刹那芳华。

三．控煤是倒逼高耗能产业转型的推手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推动部门摆脱煤炭依赖、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煤炭消费总量的控制能够加快化解高耗能部门的过剩产能。高耗能产业的产能峰值和煤炭的消费峰值紧密相关，控煤能够促进高耗能行业的产能峰值提前到来。煤炭总量控制需要将更多的煤炭消费向电力部门集中，推广以电代煤；强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丰富绿色电源结构。淘汰量多面广的各式燃煤锅炉窑炉。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张莹博士针对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结构转型下的就业进行了评估，她认为控煤尽管会对社会经济及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替代能源产业却会同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风电，光伏近些年来的发展或许会弥补煤炭的就业缺口。尽管这种此消彼长的说法看似美好，然而却令人怀疑过于理想化。试想一旦控煤，不计其数的煤窑将会被迫关闭，那些挣扎在社会底端的煤炭工人将会首当其冲成为控煤的牺牲品，单纯地将他们安排在风电部门显然过于勉强。从清廷洋务派积极酝酿引进西方先进的采煤技术和设备至今天，中国近代煤炭矿业史已有一个世纪之余，中国约有528万煤炭从业人员，除了少数能够提前“上岸”的达官贵人，大多数都将成为控煤的“受害者”。尽管控煤会导致长久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眼下的问题却进退维谷。这无疑是值得国家以及煤炭从业者亟需仔细思考的问题。

四．地方是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命门

除了政府引导强化的市场机制和政策，煤炭消费减量化最终还需要落实在地方目标和行动上。根据中国的大气污染分布和传输特性，需将中国分成八大污染区域并划定分区煤控目标：京津冀鲁豫、长三角+安徽~、东三省、两湖一江、粤闽桂琼、云贵川渝、晋陕蒙宁、甘青新。每个区域的控煤目标应满足三个级别（区域、省和城市）最严格的生态和公众健康红线。建议把京津冀、长三角、山东、河南、山西、安徽等11个省市整体作为PM2.5污染联防联控区域，由国家对其大气污染物减排目标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提出更高要求。在城市级别，根据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环境资源等特点，将全国293个城市归类分析，提出重点控制84个，一般控制101个，时效控制55个，适度控制53个的煤控阶段性要求，针对每类城市提供案例研究和政策方案选择。

五．备受争议的煤化工

煤制气，一度被认为是治理环境污染破解中国“缺气”的利刃，然而至今却没有实现其“快、狠、准”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已投产、在建以及备案签约的煤制气项目约50个，其中缺水严重的西北地区计划产能占到全国总规划的72.4%。而煤制气项目又是高耗水项目，若不顾水资源供给的约束，或继续采用高耗水技术装备，盲目发展煤制气，这将给区域水源平衡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煤制气技术虽然不算新技术，但是非常缺乏量产的经验，对比各国煤制气发展过程，都出现不少技术上的困难。煤制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使用经验较少、技术成熟度较低的项目，最早进入煤制气项目的大唐集团就计划将内蒙古赤峰克旗煤制气项目转让。煤制气二氧化碳排放账单不容小视。制取每千立方米煤制天然气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4.5吨至5吨，若直接排放，每年将新增大量二氧化碳。而煤制气若用于发电，同样发一度电，要比直接燃煤多消耗三分之一的煤炭资源。在此情况下，改善治理环境的初衷本末倒置，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将步履蹒跚。中国工程院的杜祥宛院士更是直陈煤制气不可行。然而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张绍强会长却认为在“富煤，贫油，少气”的中国，采用现代煤化工工艺技术集中生产短缺的油气和油气化工品，补充我国油气资源的不足，减少进口的压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说，无论煤化工能否成功，关于其的博弈仍将继续。

从1911年的变帝制为共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再到1978年的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这个古老儒家帝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经历了无数次站在历史岔口的彷徨。尽管我们的发展充满了曲折迂回，然而今天的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无疑是成功的。相信在能源转型这个渡口，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能倾其所为，推动煤炭总量控制与清洁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