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探索世界新秩序

从历史教训中探索世界安全和平秩序

历史是什么？不同的人有判若云泥的解答。有英雄史观，有教训史观，有真实史观也有现实史观。而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是什么？不同国家各有不同利益，从而有不同解释。美国前国务卿、92岁高龄的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中文版，出版后3个月即售出20万册，源自其独特睿智的史学与现实战略思考，中国一份报纸以：“若无世界秩序，人类或被摧毁”为标题报道了基辛格参加2015京城国际论坛的发言摘要，但仔细阅读却发现，此文或有文不对题之嫌疑，基辛格认为已往历史从来没有世界秩序，这表明建立世界秩序和公认的国际法体系，是何等艰辛甚至几乎不可能，而惨酷的现实是，曾显赫一时的西欧殖民主义体系及其秩序已是声名狼藉，并留下了至今难以解决的恶果：印巴冲突、巴以冲突、中东乱局等等。

历史迄今尚世界秩序

探索以往历史，国家间与不同民族间关系，除了西欧的源自公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体系，有帝国体系，还有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朝贡体系。由于没有公认的世界秩序，以往历史基本是一部战争史、征服史、帝国兴衰史。起源于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西欧地域文明，让西欧殖民主义者一度征服与统治了世界上84%的领土，并使西欧人的文明与所谓秩序即殖民主义秩序推广到有人类生存的、而且可以给资本带来利润的各大洲，亚洲的朝贡体系崩溃，而殖民列强的帝国“文明”实则丛林法则伴随着三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包括1756年至1763年的7年战争，由于这一战争发生时通信技术手段落后、在不同大洲有不同名称而很少有人如丘吉尔认定为首次世界范围战争。）和冷战已经臭名昭著，文明冲突的理论在恐怖主义、邪教充斥的现代社会中依然是争论极大，随着能够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锐减，世界末日理论与预言甚嚣尘上，有学者直指现代已进入“人类世（纪）”。人类已经有了自我毁灭的手段，问题是什么时候有什么人能有这种意志？。

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随着西风东渐和丧权辱国的中英江宁条约（南京）签订，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东亚的朝贡体系消失并让位于西方的殖民条约体系，古老的农业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中国有志之士，在殖民列强侵略与反抗满清腐朽统治斗争中，先后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自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随着日本学习西方殖民主义列强走上军方主义道路并以“失之欧美、得之满蒙朝鲜”对外侵略、殖民与扩张，亚洲诸国遭受了最严重的摧残与苦难，对中国来说是台湾先后被荷兰与日本殖民者侵占、奴役，数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而对琉球王国、虾夷（北海道）和部分台湾原住民人民来说，更是亡国灭种和原土著文明的消失，而西方殖民者还造成了美洲、澳洲土著几乎全部消失，大批非洲黑人成为美洲黑奴，即使是欧洲的波兰也曾被四次瓜分亡国，古印度分裂成为印度与巴基斯坦，而二战后的中东巴勒斯坦以条约形式产生了以色列，造成中东多次战争且迄今和平遥遥无期。条约体系固然目前在世界占主导地位，但近代以来伴随着殖民大国兴衰，总有新条约不断取代旧条约，《魔鬼词典》将大炮解释为“修改国界的仪器”，殖民主义列强的条约体系，毫无疑问是造成这一秩序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最突出的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恩格斯早就预言了这一次世界大战，“成打的王冠掷落桥头而无人拾取。”一战中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消失印证了这一预言。二战中“和魂洋才”、全面师法西方殖民列强、侵略扩张的日本殖民帝国也烟消云散，最深刻表明了殖民列强所鼓吹的各自世界秩序，在道义上和现实中早已失败与破产。

有专家认为，基辛格《世界秩序》的核心贡献，就是指出世界秩序不只一种，而是存在着“多个种类”：“有着差异的文化历史、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看法的世界各个地区”其实并未形成过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共同”世界秩序。基辛格从中表达的希望不是别的，恰恰是怀有如此不同历史经验和价值的各国人民能够塑造出一个全球统一或是共同的世界秩序。由于中国在短短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羡慕、嫉妒、仇恨、恐惧等等在某些国家中引起共鸣，其中来源是哈弗大学15个所谓新老国家交界的过程中，10个出现了战争和巨大的冲突，伴随着新中国1949年成立和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引人瞩目。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中美走向冲突无疑将是世界性的悲剧。

基辛格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但问题是力量变化之后怎样平衡？美国本身于1898年发动对西班牙战争，夺取了古巴、菲律宾、夏威夷等等殖民地和原住民土地，而在1917年美国总统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宣布：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力的捍卫者。并认为美国的原则与政策也是每个现代国家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但美国除了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还发动了一系列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特别是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造成当今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之一。当今世界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叙利亚战争仍在持续发酵，远东方面日本与中国、俄罗斯、韩国岛屿主权争议依然存在。

基辛格认为，对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我想现在无人能够作答，但是每个人又都清楚必须确定中国角色。世界秩序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没有任何国家愿意通过武力而非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现在大国间冲突不断，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对人类构成灾难，其参与者也将很难从灾难中恢复。就像一战后的欧洲，如果1914年时欧洲领导人知道大战之后欧洲将变成什么样，他们就不会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习近平主席把国际挑战定义为创立一种可使潜在敌人成为合作伙伴的体系。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多，这代人承载的一个独特任务就是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前国务卿、正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对基辛格的这本新书做出如下评价：尽管在某些具体政策上与现实有所分歧，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政府在过去6年间“努力构建一个适应21世纪的全球安全与合作体系”的宏观战略相契合的。认为多年来，美国致力于保护和扩展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对国际合作的承诺。基辛格对此的评价是中肯且积极的：一种遵守共同规则和规范、接受自由经济体系、放弃领土征服、尊重国家主权、实行参与式和民主治理制度的国家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可阻挡地扩大。

但问题是在现今中东，恐怖主义比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更为猖獗，难民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更为严重。

今年11月13日晚，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ISIS组织的巴黎恐怖袭击让世界震惊与愤怒。与此同时，在近期IS大肆扩张以及大批叙利亚等伊斯兰难民涌入欧洲的背景下，关于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与融合再度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里说，当今世界的复杂程度超过了冷战时期，面临着多样的挑战，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乌克兰局势、伊朗核计划等。而其中，最直接挑战之一来自“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

基辛格认为，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在他们眼中，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而“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都被称为“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

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圣战”是要改造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

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了基地组织。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导致穆斯林世界许多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在苏联撤军后，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外国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沙特阿拉伯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世界秩序其实是安全与和平

在本书中，基辛格的睿智与妙笔回溯数千年，在欧洲、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等不同的文明秩序观之间游走、对比：欧洲经过历史演变发展出了一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参与国主权平等，差异得到尊重；伊斯兰世界有自身独特的普世理念与共同体概念；中国则有着以“天下”为基础的传统世界观，把世界看作一个从中央到外围的差序体系。最为独特、基辛格着墨最多的，则是美国的秩序观：美国既认为自身是独特的，又认为自身是普世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与美国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和理念，世界和谐与繁荣便近在眼前，但这些高尚的理想，又往往在冷酷的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

当今的世界不仅不太平，而且变化愈益纷乱。从叙利亚到利比亚，整个中东正在起火；通过合并克里米亚，俄罗斯正在展现出强势的一面；崛起中的中国正在主动参与亚洲秩序构建，与美国展开更为复杂的博弈。在本书中，基辛格主要是描绘2000多年来的世界形态，并对大格局发展做出预测，而不是直接规划当前的西方对外政策。

《世界秩序》一书中的“秩序”与其说是单数的，不如说是复数的；与其说是明确的，不如说是流变的；与其说世界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单一的秩序，不如说一场多元化的秩序杂糅与冲突正在上演。

外交界流行一种说法："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1784-1865)的一句话，后来成了英国外交的圭臬，也为很多国家所信奉。帕麦斯顿曾三任外交大臣、两任首相，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所以他自然有此主张。而对于积极推行和平和对外友好政策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来说，是不会把这种主张奉为神圣的信条的。难道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发动侵略战争？为了向中国贩卖毒品鸦片就可以以自由贸易为名发动战争？或者为了传播文明、捍卫所谓民主人权也可以发动战争？

应该说经过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再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战争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或传教，早已声名狼藉。这其中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中，“第一，他们两个国家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First,their countries seek no aggrandizement,territorialor other;）“盟国不以战争扩大领土”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法信条，但1948年发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或称之为阿以战争，毫无疑问践踏了这一美英两国首先承诺的宪章，基辛格《世界秩序》中或多或少回避了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近日美国军舰“自由航行”南中国海岛礁，与周边国家挑衅中国南海主权，造成南海紧张局势升级，但也有美国参议员指责美国舰队“无害通过”中国南海岛礁领海是承认中国南沙群岛主权，陷入自相矛盾。但中国应当提醒美国，美国当年发动美国西班牙战争夺取了菲律宾等等昔日西班牙殖民地，1898年巴黎和约明文规定菲律宾东经118度线以西无领土主权。中国南海的西沙、南沙群岛，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最先发现、最先命名、最先开发、最先使用的群岛，1939年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被日本所窃占，理所当然属于“日本获取于中国之土地”，也理所当然“应归还于中国”。自《开罗宣言》公布之日起，中国西沙、南沙群岛从法理上已回归中国。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军退出西沙、南沙群岛。1946年7月，中国政府下令由太平号、永兴号、中建号、中业号四舰组建“进驻西沙、南沙群岛舰队”，负责收复西沙、南沙群岛。同年11月24日，永兴号、中建号抵达西沙永兴岛，举行了收复竖碑仪式，完成了西沙群岛的收复；12月12日，太平号、中业号抵达南沙太平岛，举行了收复竖碑仪式，完成了南沙群岛的收复。至此，西沙、南沙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标志着西沙、南沙群岛事实上回归了中国。

1939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先后夺取了中国南海东沙、西沙、南沙群岛，1941年8月大西洋宪章公布，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与侵占菲律宾，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与菲律宾怎么可能有南海东经118度线以西岛屿主权？东海中日钓鱼岛争议中，开罗宣言已明文规定日本主权范围，《开罗宣言》指出，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这一土地无疑应当包括琉球群岛，随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曾提议将琉球群岛交还中国，蒋介石提议中美共管，因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而未做定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盟国认为琉球群岛不是日本领土，是属于从日本剥离的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会议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具体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国土是以四个主岛及其邻接之约1000个小岛、对马岛及北纬三十度以北之琉球（南西）诸岛（不含口岛）构成”。琉球群岛的主要岛屿都处于北纬三十度以南地区，属于被盟国剥夺的范围。琉球群岛都不属于日本，更不用说钓鱼岛了，美国人难道忘记了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或者这些文件不合法？

综上所述，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与海洋权益，应当坚持北纬30度线、东经118度线、大西洋宪章时间点，这两线一点表明了中国拥有东海、南海岛屿主权的国际法依据。

发生于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袭击和叙利亚战争，令人有了新的警醒。

如果回溯历史并查看地图，读者不难发现，非洲与中东（西亚）的国境线有一特点，即有许多直线地，这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曲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直线是当年殖民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划出并遗祸至今。

其实秩序意味着安全与和平，但一国特别是超级强国无限追求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就往往踏入修昔底斯陷阱并导致谁也不希望的战争。在当年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liberte、egalite、fraterlite）”口号并震憾全球时，早有学者提出在此之上还有安全(securite),无独有偶在巴黎恐怖袭击后一幅漫画上，一人用笔将自由平等博爱涂去而加上了(security)，而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采用了侵犯人权的爱国者法案，也直接违背了美国开国领袖们制订的独立宣言信条，表明为了安全人们可能放弃部分自由与理想，生存权高于其他权益，这也是二战后和中国文革后存在主义哲学风行一时的原因之一。

民族国家的困惑与迷思

基辛格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于1648年建立，但这一体系只在欧洲有一定效果，无法适用于其他地区，但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欧洲战乱仍频，但如和约所签订的那样，这些战争都是在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战，不再有中世纪般为了某一所谓神圣原则而发生的战争。而且在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直至20世纪的约大多数战争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定的国际关系原则对战争的进程及结果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无论各国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在表面上它们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民族国家在多民族聚集地区是引发战争灾难的原因之一。而殖民列强从来无视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与人权可直到今天中国仍有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近代转型重要内容之一是从传统国家转型到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中国有官方认定的56个民族，难道要建立56个国家？中国台湾省曾有20多种语言和民族，难道也要建立20多个国家？最近有报道称美国目前使用着350种语言，难道也要建立350个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如陈寅恪所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非种族国家。美国学者也曾认为民族是一个多变的、不稳定的概念，建立在这一不稳定概念上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的安全秩序。从语言学角度上看中文民族与西方对应翻译的词几乎没有，经至于西方产生了汉语拼音minzugg一词，接近这一汉语词汇的英文有race（种族）,nation（民族）,tribe（部落）,ethnic（人种），其中,nation（民族）是一个人群概念，还是一个被现代国家体制制度化了的具有领土主权的群体分类概念，nation（民族）标志着个人和群体国籍（nationnality）身份，不可争辩的政治法律效应。那么中国转向现代国家其实绝对不应是民族国家，也不应是某种文明国家，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最大成果，无疑是保住了多民族、多元文明的基本统一的大国，中国应当建立的现代实质是公民国家，公民一词概念最早产生于公元212年古罗马帝国，当时罗马统治者规定了公民权，而最大惩罚不是死刑而是剥夺某人公民权，意味着此人不再享受法律保护，而被征服的民族可在数年后成为公民。法国人权宣言更是确定了现代公民权利，以至于美国人富兰克林说，现代每一国公民都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一是法国公民，二是本国公民。现代国家相对古代国家而言，人民是从臣民转变为公民，政治从专制独裁转为自由民主。否则建立民族国家陷阱与目前中国面临藏独、疆独、满独、港独、台独等等“五毒俱全”威胁相互呼应，中国应当警惕部分敌对势力分化分裂中国的图谋。中国今年与世界各地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傀儡国的沉痛教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最后所说“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而和平需要世界各方努力，特别是努力增长维持和平的力量并限制企图发动侵略战争和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极端宗教与民族势力。中国读者应当明白建立民族国家与西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局限，才能更好地解读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所讲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