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补贴令行业包袱更重

补贴对于可再生能源这个新兴的产业来说，表面看来一片利好，实则让整个行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2011年的最后一个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新规，提出可再生能源补贴从现在每千瓦时4厘钱提高到8厘，这就意味着，每年至少可多征收100亿元的电费。无疑，这是个好消息。

但行业内却并没有因此而雀跃。更多的人是在冷静思考，这多出的100亿元够不够。甚至有专家推算出到2015年必须再涨2厘，达到1分钱的补贴才能满足新能源迅猛发展的现状。“不能指望这些补贴，《可再生能源法》里也规定补贴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措施还有很多。”新能源专家李雷认为可再生能源行业似乎把补贴看得太重了，忽略了其他有效的发展方式。补贴对于可再生能源这个新兴的产业来说，表面看来一片利好，实则让整个行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多出100亿元 行业依然冷漠

从2006年起，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为每千瓦时4厘钱，每年征收金额100亿元左右。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迅猛发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已入不敷出。2010年度，缺口20亿元左右;2011年缺口则高达100亿元左右。

根据现状，补贴主要给了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并网数量还很小，只分得了一小杯羹。对此，李雷仔细算了一笔账：如果按新规的0.008元/度征收，全国电量截止到2011年10月为38951亿度，全年估计47000亿度，其中居民生活用电和农业用电全年估计6000亿度。因为新规是从2011年12月1日起执行，且居民生活用电和农业用电不包含在内，所以，计算起来要分成两步，即前11个月为0.004元，后1个月为0.008元，得出2011年全年的附加费征收为171.98亿元。

补贴又是如何分配?

目前风电上网电价多数为0.61元、0.54元、0.51元，全年估计发电800亿度。按照0.61和0.51各占电量一半统计，每度电需要补贴0.21元和0.11元，如此算来，全年需要补贴128亿元。

生物质能发电补贴0.35元/度，全国总电量估计在30亿度，补贴约为10.5亿元。

光伏补贴也是同样的计算方法，2011年累计装机在2.5GW左右，年发电小时1700度，全年发电量42.5亿度，按照1元电价计算，每度电需补贴0.6元，即全年补贴25.5亿元，但实际上有些特许招标项目电价低于标杆电价，另外金太阳工程是平价上网，所以，光伏补贴应远低于25亿元。如此计算过后会发现，风电、生物质、光伏所需补贴在160亿元左右，与当前的基金收入正好相仿。但是，“最多到2014年，补贴就不够用了。”李雷说。

他的理由是通过这样计算得来的：2013年，预计光伏累计装机达到10GW，需补贴为102亿元;风电预计发电量为1400亿度，补贴为224亿元;加上生物质和其他新能源，总补贴要接近360亿元。而全国总用电量预计2013年达到60000亿度，除去居民用电和农业用电10000亿度，可征收电力附加400亿元。如此算来2013年基本持平，如果2014年不增加补贴就会出现亏空了。

“当前我们在研究是否还要再增加补贴，这8厘钱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说，在新规出台前就有另一种论调，认为可以直接提高到1分。

多出100亿元，行业依旧冷漠，除了上述三年后补贴将再次遭遇亏空的预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调动起整个产业链的积极性。比如电网，“这100亿元是分给可再生能源业主方的，一分钱都不会留在电网，所以电网没有积极性。”孟宪淦说，“我们在研究一种新方案，即配额制，给电网每年一个配额单，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固定比例或者固定数量，并相应地在电网线路铺设上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

孟宪淦一再重申，配额制在近一两年会推行。而上游的制造企业无法从补贴中分得一杯羹，相反，“要使制造企业再次降低成本和售价”。

当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只有中间一段受到补贴扶持的时候，这种补贴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对上游制造企业要给予其科研经费，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如今我们给他们的经费只有十几亿元，杯水车薪。”孟宪淦的担心不无道理，十几亿元的上游科研支持经费与业主方每年200亿元的补贴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补贴并非长久之计

其实，相关部门也开始慢慢意识到补贴不是长久之计，对于价格比较低的风电还可以应对，一旦电价高昂的光伏如同风电一样大发展，补贴将无法起作用。于是，国家多次提出过启动《上网电价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解决可再生能源的价格难题。

新能源学会光伏委员会会长赵玉文一直力挺《上网电价法》，并称法律对光伏的规定还没出台，财政部就出台了补贴政策，这是个怪现象。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上网电价法》，赵玉文说法规和政策的区别就是“法规必须强制执行”，比如德国《上网电价法》的原则是：必须上网;电力部门必须收购;法律实施超过20年;近期上网电价每年降低5%。

然而，李雷却认为《上网电价法》的出台还为时尚早，他的观点是，我国除了风电，光伏和生物质的发电量还很低，比如光伏至少要达到5 GW才能出台此类法规严令降价。

“可以加大国家财政的扶持，正如光伏的金太阳工程一样。之前就提出过从2012年开始每年财政部给予100亿元的支持。”孟宪淦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李雷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思路：公益基金，他说这种基金来源于社会，在国外很流行，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几十个国家都建立了类似的公益基金。国内这种形式刚有萌芽，前不久16家民企募集了10亿元成立了低碳基金，虽然数额很小，却是一个好的信号。

不过，记者了解到，有一些国外的公益基金一直活跃在中国市场，比如美国能源基金会，芦红是美国能源基金会项目主管，每每在各项新能源的大会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介绍，美国能源基金会每年给中国的投入是3000万美元，多数用于可再生能源。

李雷说还有一种补充模式，就是CDM机制。“如果能建立一种省际的碳交易，将是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西部省份有广袤的土地，东部省份又有大量的资金，如果东部省份购买西部的减排量，这样西部得到了资金支持，东部也完成了减排。”但李雷笑言，似乎在目前实现起来还很难，我国非常成熟的风电CDM都一再被国际社会摒弃，这种新模式将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