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走适合国情“低碳发展”之路

【内容提要】在以“低碳发展”为中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必须走在世界的前列，既确保自身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为人类做出大国贡献。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我国必须走适合国情的“低碳发展”之路：综合考虑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发展中大国的现实、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在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节能减排、环境污染治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上同时展开；充分发挥科学决策能力强、社会动员能力高、中华民族具有顽强奋斗精神等制度与人文优势。

【关键词】低碳发展低碳革命我国国情化石能源日益短缺造成的能源危机、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危机，逼使人类走上“低碳发展”之路。

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以抢占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为目标的“低碳发展”竞争激烈展开。从“低碳发展”

涉及领域之广泛、对人类前途命运影响之深刻、既具有自愿性又具有强制性等角度讲，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场世界范围的“低碳革命”。我国未能赶上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在以“低碳发展”为中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必须走在世界的前列，既确保自身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为人类做出大国贡献。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综合考虑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以及政治体制、人文传统等多种因素，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之路。

一、我国的“低碳发展”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据权威专家评估，正在兴起的“低碳革命”很可能成为继蒸汽机发明、电的利用、信息产业兴起之后的又一场工业革命。谁在这场革命中走在前列，谁就有希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也就是说，“低碳发展”的成败，关系到中国能否快速崛起，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低碳发展”还是缓解传统能源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能源需求增长旺盛，仅仅依靠传统的化石能源难以为继。如果我国人均石油消费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即使整个世界的石油生产都供给我们仍嫌不足。因此，仅从消除能源供给瓶颈、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讲，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低碳发展”之路。我们必须将“低碳发展”视为历史机遇，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方向，争取在这场革命中有更大的作为。

发展中大国的现实。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世界排名仍在百位之后，贫困人口还有数千万，无疑仍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几十年，我国将处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能源需求不可避免地将会持续增长；而清洁能源的规模性开发利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我国碳排放的增长趋势仍将持续十几年、几十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虽然已居世界首位，但是历史排放量低，人均排放量较发达国家少得多，而且排放量中很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必须坚定地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不能承担发达国家所应承担的量化减排责任。同时我国又是世界大国与碳排放大户，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减少碳排放的强烈呼声，不能不对“地球村”的未来承担较发展中小国更多的国际责任。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大国两方面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承诺量化减排，又必须在降低碳排放强度上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目的。走“低碳发展”之路，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只有走“低碳发展”之路，我国的和平崛起也具有可持续性质，才能建设生态环境日益友好的社会，才能造福子孙后代。正因为此，我国的“低碳发展”不能仅仅关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且应同时关注减少对水体与土壤造成污染的其他排放，更多地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我国的环境治理应当是全方位的，从空中到地上，从水面到水下。应将“低碳发展”上升到“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

二、我国的“低碳发展”必须同时在多个层面上展开调整产业结构。我国要实现“低碳发展”，首先必须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振兴经济，我国接收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产业。我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巨大代价是，各种污染排放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必须适时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实现由以低端产业为主向以高端产业为主的转变。尽管受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的产业结构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但是必须从现在做起，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从多个方面着力：将“低碳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大力打造低碳产业链、形成低碳产业群；努力提高高端产业的比重，不再继续作为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污染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不仅关注GDP数量的增长，而且关注GDP的“低碳质量”，为此有必要引入“绿色GDP”的概念；不仅重视以国内生产规模为主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重视可将生产利润留给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

调整能源结构。我国的能源资源总体短缺，资源禀赋及其分布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尤其不利于实现能源结构向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转变。目前我国碳基能源消费占比接近95%，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70%。这种情况使得我国调整能源结构的任务格外艰巨。为此，必须在大力开发水电和核电、扩大天然气进口的同时，在可再生清洁能源开发领域取得更快的进展。由于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以新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开发为中心，从占据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需要考虑，我国也必须在“新能源革命”中有更大的作为。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胡主席在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庄严宣布，中国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温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我国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均比较丰富，设备生产规模居于世界前列，只要在新技术研发、成本降低上取得较快突破，就有希望在清洁能源发展、能源结构调整中争取到主动地位。要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上予以扶持，加紧规划、着力推动。发展“分布式能源”也是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努力方向。

大力节能减排。我国的工业基础决定了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仍必须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作为主要能源。因此，我们在谈论“低碳发展”时，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过分强调新能源的开发，而应更多地关注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包括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以碳捕捉等新技术减少碳的排放，关停部分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建立碳排放问责制，争取较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及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和排放量。一定意义上讲，节能减排既是解决我国能源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清洁发展的必由之路。最近十几年，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1990年到2005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47%，但是较之发达国家仍然居高。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我国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减少40—45%，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再降低20%。而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更为先进的技术，需要下巨大的决心、克服巨大的困难。

加强“智能电网”建设也是节能减排、支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途径。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治理环境污染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清洁发展，而且关系到国民的健康与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治理环境污染不能只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必须关注其他污染的治理，特别是水体、土壤污染的治理。从生态安全角度讲，我国应当倡导“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比“低碳经济”的内涵更为确切，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在此领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特别是科学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下一步应在污染源治理、森林碳汇、荒漠改造、湿地保护、能源循环利用等方面争取更大进步。同时要加强全民“生态文明”教育，形成全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舆论氛围。特别要建立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生态环境监测、污染排放监督制度。由于环境污染往往具有跨境特点，在环境治理领域必须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合作；从技术进步角度讲，还必须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

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既是提高民众文明素质的要求，也是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对于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任何数字乘上13亿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值。日常生活领域，从推广电动汽车到采用节能灯泡，从少用一度电到节约一滴水，节能减排的潜力巨大。只要形成人人热爱“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风气，这一潜力就能够转化为巨大的节能减排效益。为此，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经济杠杆、强制规定，强化全民的“低碳消费意识”，鼓励、引导人们逐渐适应“低碳生活方式”。要正确理解拉动消费与勤俭节约的关系，不能在此领域陷入误区。拉动消费的实质是通过提高消费能力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鼓励奢侈浪费。奢侈浪费与“低碳生活方式”完全相悖，也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推广“低碳建筑”也应列为“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

上述五个层面缺一不可。只有五个层面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低碳发展”的宏伟目标。

三、我国的“低碳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制度与人文优势科学决策的能力。科学的决策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有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我国在“低碳发展”中实现科学决策的最大优势与最具根本性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胸怀全局、审时度势，就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正确及时的战略决策，保证了我国的快速发展。党中央最近一个时期关于“低碳”问题的各项重大部署亦是如此。不可否认，我国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仍然欠缺，特别是社会智库的作用远远未得到有效发挥；某些部门的某些决策往往带有部门偏见、缺少相互协调意识；国家层面上缺少能够统揽全局、有权威调动各方面智力资源、协调各部门行为的战略决策协调机制。

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利于集中各方面智慧的“低碳发展”决策体系与协调机制，从而使我国有关“低碳发展”的决策更具科学性。

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党全社会齐声响应。“人心齐，泰山移”，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从我国的文化传统看，也是集体主义至上，这较之西方国家个人主义至上，更容易形成超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全民意志。这种全民意志对于“低碳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在正在兴起的“低碳发展”中，我国必须善于利用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的巨大优势。可考虑借鉴当年发展“两弹一星”的经验，调动全国最优秀的科研力量，选择几个最具前景的“低碳发展”项目，进行集中攻关。同时要努力消除因市场经济发展、西方文化影响，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形成的个人利益压倒集体利益、地方利益压倒国家利益的不良倾向。此外，有必要逐步建立起保障“低碳发展”的法律体系。

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人勤劳坚韧的民族特性为世界所公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人完全能够再走一次“万里长征”。这也是我国有希望在“低碳发展”中走在世界前列的优势之所在。必须大力发扬这种奋斗精神，使之产生推进“低碳发展”的巨大力量。与此同时应当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在气候危机和能源危机成为全人类共同挑战的21世纪，倡导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不等于要单打独斗。我国的努力必须与世界各国的努力相互结合，既要为人类的“低碳发展”做出大国贡献，也要充分利用世界各国“低碳发展”的经验与成就服务于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