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成败在政府?

 

 

编者按：

垃圾分类可以从源头上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政府和公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垃圾分类的推广中，依然僵在半途:一边是地方政府高调推进；一边是大多社区波澜不惊。如何不让“垃圾减量与垃圾分类”沦为过眼烟云式的“环保秀”，地方政府在推广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哪些责任？公众有着很多想法和建议。

 

 

 

 

 

 

 

垃圾分类回收的意识在公众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　

在垃圾焚烧与分类的一连串纠葛中，政府已经意识到民意的重要性，开启了尊重民意、问计于民的大门。本期特邀请环保NGO、垃圾焚烧厂附近的业主代表、长期推广垃圾分类实践的小区代表以及环保专家畅谈了他们对政府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的期待和看法。他们的观点或激进、或平实、或忧虑、或积极，但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是来自民间的真知灼见。希望本期推出的垃圾分类专版，能够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平台，共同推动垃圾分类的开展。

 

 

环保NGO说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

 

政府要发挥激励作用

 

 

城市资源回收体系不能仅依靠拾荒者，政府应该大力培育、引导建立完备的资源回收体系，让垃圾成为真正的资源，建立体系是政府应该做的，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做到。

 

公众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政府应该制定哪些政策来保障垃圾分类的顺利实施？环保NGO如何助推垃圾分类开展，作为推广垃圾分类的环保NGO——自然之友一直将这些问题作为思考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曾经在家做过一个垃圾分类的实验。对分类回收的物品，李波请来拾荒的民工，让他拿走可回收利用的。结果报纸、纸箱、金属、饮料瓶被拾荒者悉数捡走，而塑料袋、各种食品包装拾荒者却不肯捡，原因是这些物品重量轻，不易收集，并且回收点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变卖不易。对灯泡和过期药品等有毒有害物品，拾荒者是绝对不愿意捡的。

在总结垃圾分类的现状后，李波说，城市资源回收体系不能仅依靠拾荒者，他们不回收的物品并不表示没有可回收利用的价值，垃圾回收产业链的不完善，让各种垃圾经过分类后很难进入不同的资源回收产业中。因此，政府应该大力培育、引导建立完备的资源回收体系，建立这个体系是政府应该做的，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做到。

李波认为，地方政府目前亟待解决垃圾分类后的混合运输问题，城市垃圾清运环节仍是混合运输，对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是很大的打击。政府应向国外学习，不同种类的垃圾采用不同运输方式、工具，在不同时间收集，垃圾的运输环节应根据不同垃圾的需要建立完备的运输系统。

李波还认为，如何在前端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政府应发挥引导、激励的作用，比如使用经济手段，让生产者承担垃圾减量的责任，努力达到生产过程无害化，解决商品的过度包装问题，并支付后端产品拆解回收的费用。

上周，李波应某国际组织的邀请，参观了法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让一直关注垃圾分类的他收获颇丰。在法国，学校和公众团体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可以到政府的相关部门申请经费。政府规定垃圾焚烧企业每天至少要接待两个以上公众团体参观，企业每接待一个公众团体就可从政府得到400欧元的补贴。有了这笔专项资金的支持，企业更乐于做好向公众开放的工作，在垃圾清选车间等公众不便参观的地方，企业安装了摄像头，方便公众了解垃圾处理的全过程。这种高互动的形式，使垃圾分类知识在公众中得到很好的普及。

对于北京市计划下一步请社会第三方——环保NGO对全市试点小区进行抽查，李波十分赞赏。他认为此举将使环保NGO在环境教育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他希望环保NGO参与其中能早日成为现实。

 

 

北京地球村社区项目负责人李军铃:

 

政府后续措施要跟上

 

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同时，应该大力扶持资源回收产业，研发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推广成熟的资源回收技术，只有这样，前期的成果才能有出处。

“垃圾分类考验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地球村)社区项目负责人李军玲说。

北京地球村从1996年首设“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垃圾分类试点”开始，多年来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系列活动，向公众宣传垃圾减量、分类回收等环保知识。

近年来，北京市先后推出600多个垃圾分类居住小区、社会单位试点。虽然政府付出了大量财力、物力，但分类试点工作效果甚微。

李军玲说，虽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补助居民小区厨余垃圾处理机的运行。但是厨余垃圾处理机却没有真正发挥出作用。在北京市试点之一的宣武区建功南里社区，厨余垃圾处理机于2008年底出了故障，联系生产厂家时才发现，企业倒闭了。一年多来，这里的厨余垃圾只能运出小区处理。受此影响，小区内垃圾分类也变得差强人意。

采访时，李军玲展示了一些用废旧物品做的生活用品，如用废旧利乐包做的围裙、菜篮子和手提袋，既美观又实用，这些都是上海绿主妇环境保护联合会的绿主妇们收集废旧利乐包手工缝制出来的。她说，市场上销售很多奶盒都是由高级纸浆及铝合成的，其纤维质量超过普通报纸和纸张，具有很好的回收价值。这些奶盒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可加工成经久耐用、防水防潮的板材。公园中休闲长椅很多就是用这种环保板材制作而成。可惜的是，北京和北京附近并没有处理奶盒的厂家，废品收购者也拒绝回收此类废品。“这是很大的浪费，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同时，应该大力扶持资源回收产业，研发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推广成熟的资源回收技术。只有这样，前期的成果才能有出处。”李军玲说。

“政府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公众却不积极，与环保NGO在公众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的尴尬是一样的。”李军玲说，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希望看到参与环保活动带来的实际效益，虽然垃圾减量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分类后能直接带来的效益，却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这影响了公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因此，她认为，政府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奖惩分明。她希望政府能开展一些“公众开放日”活动，或者是评选活动，对参与者有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资金补贴，以此鼓励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热情。此外，政府还可以尝试垃圾计量收费制度，从垃圾产生的源头进行减量。

尽管北京地球村在推广垃圾分类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挫折，李军玲还是对未来推进垃圾分类充满信心。她说，垃圾分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习惯，虽然现在成效不显著，但以后是必然的发展规律。她希望，政府通过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让垃圾分类真正成为公众的生活习惯。

 

 

专家说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金狮:

 

政府不能落在后面

 

目前公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一些地方政府反而落在了后面。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同时可以秉着公益的态度，建立一个资源回收工业园区，完善资源回收产业链。

“垃圾处理应该实现‘政府支持、企业运做，全民参与、科学处理’，地方政府要统筹规划垃圾处理的每一个环节，否则鼓动公众进行前期分类，注定会失败，沦为一场‘秀’”。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金狮认为，地方政府是城市的规划处理者，应负责从前端分类到末端处理的全过程，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董金狮认为，地方政府应根据垃圾的种类设置固定场所处理，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同，应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适时进行调整。对于节能灯、日光灯管、电池等有毒有害物品的处理，需要启动相关立法，规范此类垃圾的处理行为。虽然国家对食品和化妆品包装做出限制，却没有法律、法规，违反相关标准的也没有相关监管、处理部门和具体的罚则。

董金狮还认为，城市垃圾处理暴露出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在规划上，城市的快速发展，暴露出城市规划者的设计缺陷，此外，各部门分工不清，也造成垃圾处理产业链衔接不顺畅。有一些标准是五六个部委联合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不够细化，没有明确相关责任人，出了问题找不到相关部门负责。他认为，这种涉及多个部门的政策措施要有协调程序和问责制度。

“目前公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一些地方政府反而落在了后面，表现在很多地方还是混合运输。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混在一起，为后端的回收利用增添了难度。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应秉着公益的态度，建立一个资源回收工业园区，完善资源回收产业链。”董金狮建议。

 

 

成功者说

北京市西城区大乘社区家委会主任崔湘文:

 

家委会架起沟通桥梁

 

垃圾分类可以先从企事业单位、中小学、大学和幼儿园开始，这些地方人员集中，实行集体化管理，便于开展垃圾分类和物品回收。

 

本报记者几次想采访北京市西城区大乘社区家委会主任崔湘文，都因为他开垃圾经验交流会，时间一改再改。作为为数不多长期做到垃圾分类的试点，前来大乘社区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湘文提起上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调研垃圾分类试点和垃圾处理场时提出的“打一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人民战争”的号召，仍十分激动。

他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北京市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信心和决心。有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垃圾分类一定能做好。目前北京市政府垃圾分类已经上了层次，下一步是如何落实到基层的县、市、区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委会。

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帮助下，开始垃圾分类。在推广13年后，大乘巷参与垃圾分类家庭从开始的20％上升到85％。

崔湘文说，这里有一个由退休职工自发组织进行公共服务的家委会。在垃圾分类中，家委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家委会的工作人员有一半以上精力都花在了垃圾分类上，26个楼门长都是本社区六七十岁的老人，通过入户宣传，有力地引导了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崔湘文说，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十分注重建立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2009年11月，大乘社区举行了垃圾分类先进个人的表彰会，虽然奖品很少，只是一个布袋子和一个茶杯，但极大地鼓舞了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崔湘文建议，垃圾分类可以先从企事业单位、中小学、大学和幼儿园开始，这些地方人员集中，实行集体化管理，便于垃圾分类和物品回收，并且，这些地方可以将所得资金作为环保公益资金，循环用于垃圾分类的推广工作。

 

 

 

业主说

阿苏卫垃圾填埋厂周边社区业主“驴屎蛋”:

 

垃圾分类应强制推行

 

如果政府缺少强制措施，缺乏一系列务实、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明确的时间表，垃圾分类极有可能是一句口号、一场“秀”。

网名“驴屎蛋”的黄小山是北京市昌平区阿苏卫垃圾填埋厂周边社区业主。因为反对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他成为所住社区的反建领导者之一。今年3月，应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邀请，作为反对垃圾焚烧代表赴日考察垃圾分类情况。

2009年以来，全国发生了6起垃圾焚烧引起的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对于地方政府与公众在垃圾焚烧上的意见对峙，黄小山称，“这很像日本和欧美国家30年前的状况”。

他说，但是日本和欧美国家的政府尊重公众的知情权，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也用经验证明了，垃圾分类如果做得好，减排效果非常可观；垃圾若不分类，不论后续如何处理，都将带来严重的污染。

对于地方政府在垃圾分类中应承担的责任，他认为，第一步应该是对垃圾分类进行立法，第二步是要发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3部委联合下发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通知，《指南》对垃圾卫生填埋场、焚烧厂等建设、运作等标准一一进行明确。文件明确，让居民尽可能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不做强制性要求。这份文件的下发，引起了阿苏卫垃圾焚烧场周边居民的热议，他们在多个网站发帖，同时有近百人回帖。以黄小山为代表的居民表现出失望的情绪。

“如果政府缺少强制措施，缺乏一系列务实、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明确的时间表，垃圾分类极有可能是一句口号、一场‘秀’。”驴屎蛋说。日本在垃圾分类上有一个鲜明的目标，在一个时间段内垃圾减量要达到一个数值。公众与政府同心协力，垃圾总量逐年递减，最后超出了预定目标。

他建议，北京市应制定垃圾分类的5年计划，用10～15年时间赶上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垃圾分类水平。

近日，服务城南地区垃圾处理的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完成设计招标，此举标志着南宫焚烧厂启动了相应的建设程序。这是北京市首个启动建设程序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

黄小山认为，在目前各地垃圾分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占生活垃圾65％厨余垃圾经过分类后，能减少多少，占生活垃圾总量的百分之多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在这情况下，上马多大处理能力的垃圾焚烧项目，并没有相关数据进行佐证，地方政府急于上马垃圾焚烧项目，极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黄小山希望，政府尽快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客观发布相关数据，消除公众对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抵触情绪，树立公众垃圾分类的信心和决心。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社区业主“樱桃白”:　

 

分类不是添置垃圾桶

 

推动公众进行垃圾分类，最紧要的不是花钱买几个垃圾桶，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个人都知道要垃圾分类，都知道该怎样分类。

今年3月，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江外江《垃圾焚烧和环保》论坛分外热闹，热心环保的业主“樱桃白”、“巴索风云”等网友，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推广指南及绿色家庭倡议书放到几大楼盘论坛上后，不断有业主跟帖回应，要求参与垃圾分类。番禺祈福新邨、丽江花园等小区先后有逾百户加入绿色家庭。

通过一个多月的实践，“樱桃白”对如何开展垃圾分类、政府在其中应当承当什么样的责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了更深的认识，

据“樱桃白”介绍，第一批共有15户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在为期两周的实验中，环保志愿者每天上门收取这些家庭分类好的生活垃圾，大部分家庭均能做到垃圾分类。

而第二批活动中，参加活动的家庭达到60户，由于志愿者人手不够，垃圾回收点改在小区会所前。“樱桃白”说，这一次回收效果较之前就差了很多，一部分垃圾被混合投放。

“推动公众进行垃圾分类，最紧要的不是花钱买几个垃圾桶，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个人都知道要垃圾分类，都知道该怎样分类。”“樱桃白”说。在分析各种原因后，垃圾分类小组发现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很重要。在参与分类的绿色家庭中，小朋友参与的积极性较高，这得益于中小学广泛开展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

据“樱桃白”介绍，在垃圾分类较为成功的英国，政府曾用6个月的时间在各种媒体上进行宣传，“在宣传教育到位后，公众没有任何借口不做分类了”。因此，她希望各地政府坚持不懈地、大规模地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

居民不知道该如何分类是分类难以实现的另一原因。为了推广分类知识，“樱桃白”亲手绘制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推广指南”，图文并茂、还配有垃圾卡通图和详细的推广说明。

“樱桃白”说，芬兰垃圾回收箱有很多个，矿泉水瓶回收箱的回收口设计成瓶子的形状，其他垃圾无法投入，既简单明了地告知公众回收箱的用途，又避免了公众混合投放。

“樱桃白”还分析了垃圾分类后的上门收取、定点投放两种收集形式对公众产生的约束力。“樱桃白”总结道，“上门收取带有一定的强制力，垃圾分类程度较高；定点投放对公众的约束力相对较小，存在着混合投放现象。日本采取定时收运，强制性高于定点投放。”

她认为，垃圾分类不能依靠公众善意和习惯，应该有一定的惩罚措施，比如对垃圾分类进行立法。政府仅仅凭借一些简单的措施是无法实现垃圾分类的，应该调整思路，制定一些人性化的措施。比如收编拾荒者和废品回收小贩，参与到社区的垃圾分类回收中来，引导和监督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同时，政府要理顺垃圾回收再利用环节，规范资源回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