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央企研究所成竞争前沿 宏观战略比技术重要

能源央企赫赫有名,但它们旗下的许多研究机构却鲜为人知。

　　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央企的开采量可比肩国际石油巨头,许多技术也达到世界一流,但他们的研究机构还拿不出《BP能源统计》之类的权威报告。

　　能源央企已经认识到:今天,能源供给第一位的因素不再是资源,而是技术。新能源如火如荼、页岩气大规模开发,都是这一观点的现实注脚,而核聚变则提供了一劳永逸的未来想象。

　　而技术还不是全部,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宏观战略和大能源视野。

　　技术,以及比技术都重要的战略和视野,要由充满智慧的“智库”贡献。软科学已成为新的较量场。昔日研究院的深宅大院已成为激烈竞争的前沿。那些从前被认为是“务虚”的东西,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于是,央企旗下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引人关注。

　　这些脱胎于旧时部委院所,或自发新建的央企科研单位,有了哪些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正在发挥什么样作用？他们能成为能源业的“兰德公司”吗？

　　研究院？科研院？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科院的历史同中国电力工业一样长。59年的时间里,中国电科院从十几个人的试验所变成6000多号人的综合科研机构,还建起了12个产业公司。

　　这是大部分央企科研院所的共同发展经历。

　　央企研究院与人们想像中的“智库”有一定的差距,他们主要还是技术研发机构。

　　例如,第一个330千伏的刘家峡输变电工程,反复论证实验、更改方案的三峡输变电工程,正在建设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后面都是电科院在做技术理论支撑。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和中石化的石科院、工程院、物探院、油勘院几大主打“硬”科研的机构,均是紧密依托于集团公司的研发单位,技术服务和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大庆这样的油田如何避免前苏联巴库的衰败命运？这是技术机构与石油公司共同思考的问题,对老油田的深度开采成为最重要的研发方向。“像大庆这样的规模,稳产这么多年,这样的技术条件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一位资深石油行业人士表示,需求驱动下的深度开采为中国石油积累了很多勘探经验。大庆人宣布要创建百年油田。聚合物驱油为主的三采技术,研发中的微生物四采技术,不断提高采收率,深层天然气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也在加快。

　　投资2亿人民币建设的仿真中心与三个特高压试验基地、计量中心和国家风电研究检测中心一起,构成了大电网试验研究的物理基础。中国电科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来小康说,现在特高压技术让国家电网在国际上的声音变大了。

　　神华集团科技发展部总经理顾大钊频频强调技术的力量。“其实我定义这是高技术行业,完全是靠技术,不是靠人。”在全员工效和安全指标这两个衡量煤炭行业技术水平的指标上,神华领先于世界。“产品规模世界第一没什么,但我们的行业经济技术指标世界第一。”

　　从技术层面讲,这些都是傲人的成绩。但偏重技术、研究领域的单一,无疑是央企研究院共同面临的问题。

　　NEC(中国)副总裁杜军举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大多数央企研究院所的地位:常有国外同行来考察,一听说国内哪个企业办了研究院,就特别崇拜地去讨论研究层面的话题,结果一谈下来,却发现大多是开发项目。

　　目前,研究院所大约可以等于科研院所。

　　央企的许多研究所都经历了一个同样的痛苦过程——转企。1999年,国务院提出,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实行企业化转制。转制主要形式有二:并入企业集团和直接改制为科技型企业。从中国电科院独立出去的南京国网电科院早已开始将科研转化为产品。2000年转制大会召开之后,中国电科院旗下的科技公司也逐渐开始背上盈利任务。

　　虽为国家电网公司的研发智囊,但这一南一北两家电科院已发展成完整的产业公司,国网电科院的企业南瑞集团公司更是已经上市。中国电科院的综合科研技术是国内第一。其6000多名员工里,科研和产业的比例为1:2。

　　尽管起步时间有早晚,归属有不同,从中国电科院拆分出去的南瑞、西安热工等,都遵循了类似路径,从核心技术到自有产品,直接面向市场。西安热工如今由五大发电集团持股,苏州热工归属了中广核,而南瑞的产品近年已经从电力行业推广到地铁系统。

　　能源领域最特殊的一家企业要属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成立于1957年的煤科总院本与中国电科院历史相似,是煤炭工业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但先后走上了不同的改制道路。1999年,总院转制为科技型央企,但煤炭行业的市场化和分散淡化了央企的传统优势。一位煤炭业人士认为,其在行业中一直缺乏核心竞争力。

　　2008年,煤科总院与中煤国际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在国资委主导下改革重组,成立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这种平级重组一改往常的“大吃小”思路,还成为央企重组的新模式。但两家资产和产值都偏小的企业拉郎配,可谓弱弱联合,前途仍然不明朗。上述煤炭业人士向《能源》记者表示,煤科总院多年来并未无太多科研优势,做产品居多,但其产品也并无特殊优势,将来日子恐怕也难以好过。

　　技术之外,技术之上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伯强经常与央企合作研究,他发现,这些企业内部的软科学研究院出现了新迹象,开始向大能源转型。“它们现在慢慢开始叫能源研究院,而不叫石油、电力了。”

　　由部委发展规划院或情报所转型而来的经济技术研究院,多年来定位演变调整,逐渐承担起行业经济分析和宏观战略研究等软科学职能。1999年,隶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动力经济研究中心就开始涉及电力以外的能源。“我们分析电力供需,肯定要到上下游,煤炭、石油、天然气都要涉及。”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周原冰说,中心业务分立之后,能源院延续了这一职能。

　　“我们在原来电力、电网、电价等规划和企业战略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大能源研究,一些新概念,比如低碳经济、电动汽车、储能技术,也是我们的研究范围。”

　　技术之外,才是研究院所的新竞争领域,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才担得起“智库“的称号。

　　石油行业人士提出,中国石油公司的科研机构除了解决眼前的深采问题,还需要提出更加超前的、领先的东西。

　　国际石油公司的能源经济战略研究具有全球影响力,BP和壳牌的行业报告和预测甚至有超越行业的公信力。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前院长沈平平几年前也曾表示,与国际石油界相比,陆相生油理论和复杂油气田的勘探开发配套技术是中国的长项,而对全球经济和行业的把握则是弱项。

　　中石油和中石化各自的直属研究院接近10个,此外各地企业和子企业还有研发中心,技术力量可谓强悍。但在传统优势的深度勘探开采之后,这些研究院能否帮助它们的母公司应对大油田枯竭和石油城市转型的未来？

　　今天,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面对海水漆黑的墨西哥湾,和焦头烂额的奥巴马一起伤脑筋,同身心交瘁的托尼•海伍德一道剖析BP的隐疾。当然,这可不是个“肥差”,研究员们也发愁:“单从管理角度讨论BP的得失,实在不是易事啊。”

　　这是中海油的“智库“在业界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首次练兵。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被定位为“总公司的战略研究和智力支持部门”,是“总公司党组的智囊团和参谋机构,为总公司的重大决策提供支持”。而在研究方向上,研究院“既要着力于宏观形势的研究,又要聚焦行业发展研究,既要着力于战略研究又要聚焦产业发展研究,既要注意前瞻性研究又要聚焦当前应用性课题的研究。”

　　林伯强介绍说,国网能源院这两年意识越来越明确,而各公司也都开始做宏观预测。一些经研院以往只关注自己的企业,现在视野更宽,即使声音不大的,也在慢慢做。

　　“这些企业会意识到这方面越来越重要,因为原来行业比较简单,没有价格、市场等问题,现在整体能源价格走势、需求、环境问题都要复杂得多,你不研究就很被动。而且还需要就涨价等一些公共话题跟政府、老百姓博弈。”

　　但目前,不少央企经济研究院对自身定位和价值不愿多言。“这样的院现在还不是主流,说实在的,十年前没人看得上他们,也没人看得上我。”林伯强认为,资金等还是会更多往硬科研方面走,研究院要耐住性子,把自己做好。“作为企业研究所,资金毕竟比高校好多了,只是历史上大家觉得软科研比较虚,一个报告也许影响力是要加乘几百亿的,但也可能被看成一钱不值。”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这些软课题花钱少,影响面大,杠杆作用才可观。

　　由于央企资金充足,林伯强预计,10年内一定会有企业把这块做大,甚至可以期待类似BP能源统计的权威成果。

　　但“智库”不是钱能堆起来的,人才是真正的核心。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毛家祥说,现在企业还算重视,但不容易找到既懂专业,又懂宏观经济的人才。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许永发也坦言,经研院在中石油的科研院所中一下子还排不上号。“勘探院里面院士和国家级学科带头人很多,我们这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