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举行战略对话 探讨两国合作开发新能源等议题

7月15日，第二届中德对话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和德国莱茵集团监事会主席布劳恩共同主持，来自中德两国各界知名人士约30人出席了会议并发言。

会谈成果提交两国总理

参与本届论坛的中方成员包括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李肇星、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前驻德大使马灿荣等。德方成员包括德国巴斯夫集团亚太区总裁薄睦乐、大众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张绥新、波恩大学汉学家顾彬等。

据介绍，会议形成的成果将以书面建议形式上报给两国总理，16日，温家宝总理将与到访的默克尔总理一道，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德对话论坛成员。

中德对话论坛成立于2005年，旨在讨论中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并向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提出书面建议。首届论坛自2005年至2009年共举办了5次会议，成为沟通两国政府与民间的重要渠道。

要做好消除误会工作

本次论坛的议题包括“中德合作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和“中德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媒体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

在论坛期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默克尔此次访华以及中德关系进行了展望，并谈了对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的看法。

杨文昌认为，中德政府间的战略对话，不仅讨论两国关系，还涉及全球重大事务，因此，中德两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伙伴。

此外，针对中德两国因为达赖问题经历的外交风波，杨文昌认为，一些德国媒体的报道使中德关系出现矛盾的误解。要改善德国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增进两国关系，既要做好消除误会的工作，也要我们自己把西藏建设好。

对话：“要改善关系，就要消除误会”

新京报：您对中德关系的发展如何评价？

杨文昌：2007年下半年，中德关系有所下滑，一些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够全面，使人产生了中德关系出现矛盾的误解。实际上，中德关系总体来说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其中经贸合作一直走在前面。去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两国的经贸总额还超过千亿美元。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经贸伙伴。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对华技术转让非常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德国引进的技术达16000多项。

现在中德之间有三个交流机制，第一个是政府间的战略对话。这个对话不仅讨论两国关系，还讨论全球的重大事务，所以，中德两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伙伴；第二个是中国人大与德国议会间的“法治国家对话”；第三个就是民间对话机制。中德对话论坛就是较好的民间外交的体现。

新京报：2007年因为达赖问题，两国出现外交风波，两国怎样避免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杨文昌：在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尤其要加强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这样双方关系才能不断向前走。当然，要改善德国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除了做好消除误会的工作，也需要我们自己把西藏建设好。

新京报：两国经贸方面的往来合作，会不会有助于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共识的达成？

杨文昌：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中德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存在共同立场，但是也有分歧，总的来说，共同立场多于分歧。现在的国际问题，比如说G20，虽然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但其实还是政治问题；说气候变化，说是环保问题，其实还是政治问题。所以，政治和经济很难分开。

新京报：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强民间外交，以增强国家软实力，现在经过两年努力，您认为是否有效？

杨文昌：进步很大。现在公共外交发展很快，很多中国公民除了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的行为和对外交流，也体现中国国家形象。如今，国家的综合实力、国家形象和民众综合素质将构成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两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很快，在其他方面我们依然需要更加努力。

新京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以哪些方式来促进民间外交？

杨文昌：两国外交出现问题，常常是因为了解不够产生误会。外交学会的责任之一，就是增加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结交各界朋友，促进外交工作的展开。

比如在遇到问题时，我们就会请朋友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变化及其复杂性，帮助外界了解变化的原因和这种变化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德国新总统伍尔夫就是外交学会的常客，此前他是下萨克森州州长，在我担任会长期间，他就曾经三次访华，对华很友好，相信他今后会继续采取对华友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