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量增价减，贸易风险加剧，光伏出海如何破局？

“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提出的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两倍规划中，一半以上来自光伏，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对于我国光伏企业来说，尤需加快海外布局，拓展全球市场。”在某研讨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国际合作部主任茹佳林强调了光伏出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还表示，过去我国光伏在海外仍以产品出口为主，而未来“走出去”的形式将会更加多元化，这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近两年来，国际光伏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出海过程中，我国光伏企业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又能够采取何种方式应对?

海外市场提速

2023年6月，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2023年世界能源转型展望》中提出了上文所述的2030年目标和规划，并表示这对于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十分重要。9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宣言》，同意了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的目标(增加两倍与增至三倍意思一致，但文中涉及不同机构、场合提出的目标中，基数年设定略有差异或未提出明确基数年，不过就2030年的总量级来说，差别不大)。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表示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并计划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在随后召开的COP28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上，超过100个国家达成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协议，按测算，体量大致在1万1千GW左右，而届时光伏装机容量将达到5457GW，相当于2023年底水平的近3.8倍。

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光伏业来说，海外市场增速很可能在未来超过国内市场增速。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达216.88GW，148.1%的同比增速刷新历史纪录，在全球新增装机总量中占比过半。但是，着眼未来，这种高增长却难以维系，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新能源处处长邢翼腾曾表示，后疫情时代下游开发加速、风光大基地集中上马、上游制造端超预期降价等是2023年我国光伏装机超预期发展的背景，而这种情况并非常态，今后也很难再现(下游装机新高，上游价格新低，光伏将在“纪录之年”后大洗牌)。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2024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的保守预估为190GW，低于2023年，乐观情况下预计为220GW，也只是与2023年基本持平的水平。而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对全球光伏装机的预测中，2024年约在390-430GW之间，换言之，在我国装机增速可能出现负值或大幅放缓的情况下，全球装机仍会保持正增长，乐观情况下同比增幅将达到10%的水平，这也预示着大概率会出现前文所述的海外市场相比于国内市场增速更快的情况。

此外，国际能源署也曾预测称，随着美国、印度等国推行支持本土光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光伏制造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虽然中国仍将主导这一产业，但到3年后，中国在全球产能中的占比预计会降至75%到90%区间(近两年大致在80%-95%区间)，如果地缘影响持续扩大，这一比例可能还会进一步降至60%到7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光伏企业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在海外建厂，让产能布局更加国际化，近两年来，从“中国造、全球卖”转变为“全球造、全球卖”的说法在业内愈发受到重视。

在海外某研讨会上，欧洲光伏协会(SPE)、德国太阳能协会(BSW)、法国可再生能源贸易协会(SER)、巴西光伏太阳能协会(ABSOLAR)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并对未来进行展望，来自研究机构的专家也针对美国、中东等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从中也可看出，无论是欧洲、美国等光伏先发地区，还是南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在光伏发展上都具有较大的野心和较高的预期。茹佳林也表示，除了欧美传统市场，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地区也成为了备受我国光伏企业关注的新亮点。在国内面临产能过剩无从消纳、低价竞争白热化、市场需求增速大概率放缓的情况下，海外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从目的地到形式都更加多元化的新一轮出海大潮也已然开启。

出海困难重重

在气候问题愈发严峻，温控任务愈发急迫之际，全球光伏产业需要加速发展已是共识，其市场前景之广阔毋庸置疑。但我国光伏出海之路，无论是产品的出口还是在海外建设产能，目前都遭遇到了一些困难。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电子基础处处长金磊在光伏行业2023年发展回顾与2024年形势展望研讨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光伏产业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受全球竞争、贸易壁垒等因素扰动，对光伏行业和产品“走出去”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梳理近两年相关情况可看到，全球除中国外最大的几个市场—美国、欧盟、印度，均出台过推动本土光伏制造业发展，且不利于我国光伏国际贸易或海外市场布局的政策，比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印度的生产制造激励计划(PLI)等，还有诸多反规避反补贴调查、关税等等贸易限制措施。再加之全球范围内光伏产品(尤其是光伏组件)的产能过剩和降价潮，导致了我国光伏出口出现“量增价减”的现象。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的介绍，2023年我国主要光伏出口产品中，硅片出口量70.3GW，同比增长93.6%;电池片出口量39.3GW，同比增长65.5%;此前海外市场需求最高的组件出口量为211.7GW，也有37.9%的同比增长;但在出口额方面，2023年全年共计484.8亿美元，相比2022年出现了5.4%的下降，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出口额下降，而且，2020年是“量价齐降”，当时的体量和降幅(1.2%)也都低于2023年。

除此以外，海外市场的变动还导致了我国部分产品积压在港口或被消费国扣押，并因此导致资产价值受损，部分“海退货”回流又对国内市场形成了冲击。

针对此类情况，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曹茜芮表示，目前全球供应链的链条在收缩，贸易规则在调整，整体格局在重构，我们已知的贸易限制并非暂时现象，未来这一态势仍将延续。

除了全球贸易格局整体性的调整之外，近年来频发的地缘冲突也对我国光伏贸易形成了冲击，尤其是近期的红海危机。根据华晟新能源物流总监许越的介绍，红海危机导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欧洲的运费飙涨，航程、货物安全、交付周期等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同时，在途库存也随着航程的延长而增加，造成了尾款回收时间推迟，资金成本占用增加等问题。

在产品出口贸易受阻、地缘风险加剧、海外主流市场纷纷推行光伏制造本土化政策的情况下，我国光伏行业也出现了新一波的“出海建厂”潮，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组件五巨头(晶科能源、隆基绿能、晶澳科技、天合光能、阿特斯)聚首美国，其中天合光能、晶澳科技、阿特斯的首个美国产线布局都是在2023年达成的。

不过，海外产能落地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此前的报道，不少企业在做出海建厂决策时会陷入两难境地，主要原因是担心欧美等国政策的变化，如果海外产线建成后受到排挤、限制，或已承诺补贴无法兑现，都会影响企业经营。伍德麦肯兹光伏产业链高级研究顾问孙怀砚在研讨会上也介绍称，目前政策不确定性笼罩着美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链，除了进出口方面的调查、限制，《保护美国先进制造业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ct)等也可能会对我国光伏企业在美国的产能造成负面影响。“组件五巨头”之一阿特斯(688472.SH)的运营高级副总裁熊海波也曾“现身说法”，称在海外建厂遭遇了不少辛酸，也有过挫折和教训，在诸多不确定性中，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快。据悉，该公司在南北美、东南亚有广泛的产能布局。

另外，海外市场的基础设施配套、供应链体系、营商环境等也都制约着产能的落地、生产和运行，尤其是首次出海的企业，在国内习惯了近年来地方政府提供的优厚的政策、土地和电力等支撑，以及全产业链的供应体系、丰富的基础人才储备，到达海外后往往难以适应，找不着头绪。

而且，在海外建厂还面临满足当地法规要求、风俗习惯等挑战，耗费人力、财力、精力。茹佳林也表示，我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法律、政策环境不熟悉，再加之文化差异等问题，容易导致决策、行动缓慢、市场开拓受阻。

如何应对风险?

出海之路多艰，但确是光伏企业尤其龙头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就业内龙头近期动向、态度来看，“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仍是未来主攻方向之一，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就曾表示，无论是光伏产业链哪个环节的公司，想要提高自身竞争力，全球化布局都势在必行。

而对于行业、企业在未来的出海中需注意哪些问题，警惕哪些风险，诸多业界人士、研究人员也给出了意见建议。

茹佳林认为，目前部分国家、地区的市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我国光伏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考察时，可以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些，做决策时也需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他还表示，与中东北非的交流、沟通是今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年初给会员发了考察预通知，反馈、报名都很踊跃，说明这一市场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王勃华也在演讲中提及，去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样貌，欧洲、美国这两大市场占出口总额比例均有10%以上的下降，亚洲则上升了6.3%，此前基数较低的非洲更是同比大增近60%;组件出口前十名国家占比从70%降低到了62%，同时，一亿美元以上出口国数量增加了7个，比利时、沙特、巴基斯坦等市场增速较快，跻身出口量TOP10。

多元化布局有利于分散风险、增强多元化能力，但毕竟欧美市场仍占着半壁江山，尤其在组件环节，两大市场相加后占到了出口总额的64.4%，其动态仍需重点关注。王勃华提示称，欧洲净零工业法案将于今年6月生效，对本土制造业的支持政策也在逐渐加码，我国企业需及时跟进动态;美国方面，对东南亚四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光伏产品的“反规避”调查关税豁免也将于今年6月到期，下一步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我国光伏企业在东南亚的产线影响较大，此外，美国大选结果影响着其整体的能源政策、规划，在美国有产能布局的企业尤需重视。

在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方面，曹茜芮认为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外部运营(包括突发事件、国际市场排挤、客户需求变化等)、内部管理(包括建设成本增加、系统愈发复杂、数字化能力要求更高等)和生态协同(包括供应链网络的透明度、上下游间的协同性等)方面，建议企业着力构建富有弹性的供应链，保持适当冗余，提高供应链的柔性和敏捷性;同时注意供应商的多元化，加速全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另外，还需建立“链式”思维，通过上下游协同、国内外互促等方式打造产业链供应链生态。

在企业策略方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光伏分会秘书长张森建议光伏企业保持较高比例的全球供应，坚恃创新并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建立光伏产品绿色低碳认证标准体系，加大力度建立高水平ESG体系，为更顺畅地出口、出海做好准备。

长江证券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资深分析师曹海花则从企业竞争优势角度分析，认为国际化能力是光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各公司对未来海外市场的把握能力对竞争格局很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建议企业提高在高价市场获取订单的能力，并在有贸易壁垒的高需求市场配置当地产能。

对于近来备受瞩目的红海危机所带来的风险，许越也给出了自身的应对建议，他认为，在出海物流层面，光伏企业应建立风险管理团队以迅速应对此类突发情况，同时建立灵活的运输计划、物流备用方案，在欧洲等产品消费地设立生产基地或仓储中心，并与班轮公司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挑战。他还表示，我国光伏产业的兴起、蓬勃发展也就是近十几、二十年的事，中小型企业在经营精细化方面还有明显短板，特别是在供应链计划准确度等方面，与汽车、家电等传统企业仍有较大差距，未来还需着力提升生产运营计划、物流配合度、交付周期规划等方面的能力。

诚然，就目前情况来说，无论是产品出口，还是出海建厂，光伏企业都面临着不少艰难险阻和不确定因素，但正所谓风浪越大鱼越大，相信勇立潮头者终能通往更广阔的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