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建议重大矿难没收全部财产并重判

矿难缘何频发？有律师认为，“量刑过轻”是主因，呼吁修改刑法增加刑期。昨日，不少读者致电商报发表看法。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祥说，现在的刑法(重大责任事故罪)是马后炮，只有发生重大事故，才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应修改为危险犯，即只要有发生危险的苗头，就要追究黑心矿主的刑事责任。

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刑法博士杨建军说：与交通肇事横向比较，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确实畸轻，对罚金也没有规定。建议若发生特大矿难，没收黑心矿主全部财产。

回顾

4起矿难责任人，最高获刑才6年

8月2日上午，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4起矿难案件审理情况。

4起矿难共造成136人死亡，3人失踪，有数十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最高获刑6年，最低被判缓刑。

有律师指出，导致矿难频发，除了暴利外，让黑心矿主肆无忌惮的，是“量刑过轻”，呼吁修改刑法提高刑期。

因为，依据我国法律规定，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导致3人以上死亡或伤10人以上，最高才能判7年。

反应

读者纷纷致电，认为应加重处罚

昨日，商报对此报道后，不少读者来电发表自己的看法。

读者查先生说，与黑心矿主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最高才判7年，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应该尽快对此作出调整。

“一个事故，往往导致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伤。”查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再按重大责任事故罪来论处”。

读者张先生说，矿难造成的危害，比故意杀人带来的危害还要严重，应加重对黑心矿主的处罚。

他认为，造成事故频发的原因，还有安全投入不足。

在读者唐先生看来，导致事故频发的原因，则是监管不力。

“我父亲以前也是开煤矿的”，他说，透水、瓦斯爆炸，是矿难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只要监管到位，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

家属

黑心矿主，判死刑也活该

“这些黑心矿主，判死刑也活该。”获悉重大责任事故罪最高刑期为7年，没上过几天学的王小营忍不住想开骂。

王小营，家住汝州市杨楼乡范庄村，今年27岁，老婆是个哑巴，孩子只有两岁。

2000年，在贵州一个偏僻的深山中，发生了一起矿难，他一下子失去了3个亲人，包括他的父亲。

“只拿到2万元赔偿”，从那时开始，17岁的王小营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那起事故，使得王小营家里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作为家里的老大，从此，他不得不为生活四处奔波。尽量利用农闲时间打工养家糊口，抽出空闲回家种地。

“我要去干活了，今天凉快。”王小营说，“我们兄妹四人，我是老大，妹妹成家了，弟弟还没有成家，我要是偷懒，这个家早就四零五散了。”

观点

1罪名制定时间长了，亟待做出修改

北京律师郝劲松说，现行《刑法》是1997年公布实施的，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量刑规定，也是那时候一并设置的，“有相应的局限性”。

“那时候，矿难不多，危害也不严重，所以规定的刑期相对较低。”郝劲松说，现在看来，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求。

现在，矿难事故频发，动辄死伤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对此群死群伤事件，如果仍以十年前的规定，显然已失去相应的震慑力。

郝劲松说，我国这几年对每一起矿难事故的责任人员都进行了处罚，但效果不太明显，煤矿安全事故仍居高不下。

原因在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事故责任的追究还没有刺到责任人员的痛处。处刑较轻，使得处罚力度小，既不能教育本人，也不能警示他人，使得刑法形同虚设，根本不可能发挥惩罚罪犯、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目的。

2最高才判7年 与其社会危害性不相称

普通的交通肇事罪，如果逃逸，最高可处7年至15年有期徒刑。如果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刑罚则更为严厉。

这么看来，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最高7年，显然畸轻。二七检察院检察官锦传涛说：“对犯罪法定刑的配置，必须以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为基准。”

从危害后果来看，重大责任事故罪比交通肇事大多了。有些情况下，黑心矿主明知私采滥挖有危险，仍强令工人冒险作业。这时候，若发生事故造成群死群伤，判刑7年以下，对黑心矿主来说，显然过轻。

“现在，《刑法》修正案(八)已提上日程，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重视这种现象。”锦传涛建议，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量刑，不应低于交通肇事罪的量刑。

3增加罚金刑，重大矿难没收全部财产

“与交通肇事罪横向比较，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最高7年，确实显得有些轻。”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刑法博士杨建军看来，矿难频发，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监管不力，以及背后的官商利益。

一些监管机关、监管人员无视小煤矿私自违法生产。小煤矿的生产行为涉及供电、矿工管理、原煤储存、运输等多个环节，不可能不被发觉。

如新华四矿在“9·8”爆炸事故发生前，借技术改造名义，偷偷违法生产，每班下井人数70至100人，生产销售原煤20余万吨。有关监管机关和人员却对此视而不见。

有的监管人员发现安全隐患，却疏于监督整改。

刑罚不力也是原因之一，重大责任事故罪刑种结构过于单一。杨建军说，我国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所配置的刑种，只有自由刑，即有期徒刑和拘役，没有财产刑。

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往往与追逐经济利益有关，因此，应该增加罚金和没收财产等附加刑，实行“双罚制”，既罚直接责任人员，又罚单位。

比如，发生特大矿难，没收黑心矿主的全部财产。

4发生重大矿难，最高可判10年

“遏制矿难频发，不能片面强调刑罚的作用，应多管齐下。”北京师范大学刑法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祥也认为，作为业务过失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应该相应提高，“提至10年比较合适，拉开与一般过失犯罪的差距。”王志祥说，因为，从罪过的程度来看，业务过失重于一般过失，其违反明确的业务规则、章程，后果非常严重，往往是相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而普通过失是人作为一般主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尽普通注意义务而构成的过失，后果相对较轻。如过失致人死亡罪等，所侵犯的是个别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就其危害性而言，显然前者大于后者。

王志祥同时建议，重大责任事故罪应设置为危险犯，即只要有发生危险的苗头，就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现在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是马后炮，只有发生严重后果才追究刑事责任。”王志祥说，这显然不太合适，只有强化这个罪名，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链接三鹿事件从“行政案”到“刑事案”

三鹿事件大家记忆犹新。但最初，该事件刚刚发生时，只是作为一般行政案件处理。随着公众的关注，调查的深入，该案最终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进行查处。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作出二审裁定，依法维持一审对张玉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对耿金平以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最高法定刑。前者是无期徒刑，而后者是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