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峰值论面临众多挑战

当今世界“石油峰值论”的旗手之一马修·西蒙斯8月份意外去世，在国际石油界引起很多人关注，有人用其名著《沙漠黄昏》一样的句式感叹：“这是石油峰值论的黄昏。”

以投资银行家、西蒙斯产业集团创始人而闻名的西蒙斯，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是小布什竞选时的能源顾问。同样倡导“石油峰值论”，科林·坎贝尔等地质学家受到的质疑更多是从科学角度提出的，而西蒙斯的政治倾向，则使他一直受到“为布什政府的能源霸权政策张目”的指责。

自从1949年金·哈伯特推导出“石油峰值”以来，是否存在“峰值”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石油峰值论”实际上是资源耗竭理论的一个延伸。其核心是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型曲线”规律，即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然后不可避免地下降。有人据此预测出全球“石油峰值”到来的年份，从2012年，到2020年、2035年，不一而足，在很多人眼里，这一预言已成为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果只作形而上学的思考，“石油峰值”的命题自有其道理，但一旦将其放到实践加以讨论，则不得不面临众多的挑战。

从理论层面来说，关于石油起源至今存在“有机成因说”和“无机成因说”的争议，前苏联科学家根据“非生物起源论”获得了大量油气发现，如果苏联人是对的，那么人类获得的石油只受制于超深钻井能力，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石油有限论的理论根基。

从事实上说，对石油储采比的计算离不开有效的数据，但是，世界石油储量和产量的真实数据一直难以捉摸，根据这些真伪难辨的数据作出的种种峰值预测，其可信度无疑要大打折扣。

从方法论上说，“石油峰值”出现与否，不但取决于储量状况和技术进步，还受到国际油价、投资周期、替代技术、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这些变量形成彼此影响的动态系统，使得“石油峰值”成为一个内生变量，要加以确定非常困难。近年来深海储量以及油砂、页岩气等各种非常规油气的大量发现，将使“石油峰值”的出现大为延后。

此外，在逻辑和概念上，不同区域峰值的加权计算，峰值的几何形状(顶部是“尖”还是“坡”)，“生产峰值”与“消费峰值”孰前孰后等，使得这一问题的讨论越发显得歧义百出。

“石油峰值”论者最有力的论据是，哈伯特曾对美国于1970年达到产量峰值作了成功预测。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美国石油行业是受到中东廉价石油冲击而人为减少了产量，1970年出现的不过是一个“疑似峰值”。

可见，过分偏执于所谓“石油峰值”的科学预测，恰恰忽略了复杂事物背后的科学机理。从商业角度讲，石油发现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发现只会使石油贬值，降低石油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总体来看，目前世界上的石油还不存在物理短缺，问题只是在于将来价格的难以承受和排放的压力。

近年来“石油峰值论”甚嚣尘上，既有勘探投资不足、金融危机前石油需求上涨以及OPEC国家限产造成的表面供应紧张，更因为背后利益驱使下的有意鼓噪。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取向迥异的OPEC、石油消费国、跨国石油公司等，各拿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就“石油峰值”展开唇枪舌剑，使得本来限于学理的讨论超越了石油经济领域，给世界政治、外交、军事等带来巨大冲击，深刻改变了全球的政经格局。

凯恩斯说，可怕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同样的理论，却能导出截然相反的行为。会有人为了加强对资源的控制，而不惜发动战争，带来炮火、征伐和杀戮，却也可以警醒人类反躬自省，走上节能、高效、低碳的发展道路。王阳明有诗云，“问君欲识前程事，开门即是闭门人。”关掉一扇歪门，才能重启另一道光明与智慧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