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涝急转 八百里洞庭湖生态几近断链

远离三峡，我们来到四大淡水湖，查阅真实的湖泊病历。

此刻，骤然风雨，旱涝已急转，谁还能摸准湖泊的脾气?高峡大坝，争议仍纷然，谁还笃信人力定胜天?

四大淡水湖的今昔，见证着这些疑问和感慨。我们幼年时，读着教科书里的四大湖，才知道幅员辽阔，物产丰饶;我们成长中，沉醉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哪怕“山无棱，江水为竭”。

现在，我们困扰了，被迫弥补了，方惊觉岂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努力只观察，不判断，因为每个湖泊都是生命体，症结病灶不能只靠简单的望闻问切。

我们不讨巧，用拙笔，就像封面的这两只碗，今昔对比，触目惊心。

我们相信：有姿态，就有立场。我们试图还原鄱阳湖的一段自救梦想，描摹洞庭湖的某些生态片段，追溯太湖的污染背影，甚至只是听听洪泽湖渔民的家长里短。

记下湖泊病历，关注湖泊命运，更是关注我们自己。

“春自生，冬自槁，须知湖亦如人老。”清代诗人袁枚曾如是描摹洞庭湖四季荣枯之道。然而2011年春末夏初，本应“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提前“老”了。

6月2日上午，蒋勇站在洞庭湖的大堤上，放眼望去，洲滩处处，牛羊低首，芳草萋萋，沙鸥翔集。“似曾相识，时空倒错。”这名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长沙项目办官员感慨道。他去年才卸任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原本，这一派郁郁青青应是冬日风景，而今却吊诡地成了夏季奇观。

葱茏幻象之下，八百里洞庭的生态裂痕已然浮现。隐忧早已有之，因这次不期而至的旱殇而重现、放大。

江豚告急

6月4日下午，湖北天鹅洲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的技术负责人龚成躺在医院里，脾脏已被拆除，右眼的血淤仍未散去。此前十天，与保护区毗邻的监利县农民一百余人冲进了保护区，把龚成打成重伤。

如果不是干旱，这样的悲剧应可避免。大旱之际，监利二十余万亩农田告急。5月，监利农民先是从保护区所在的长江天鹅洲故道开闸引水，后直接架泵抽水。

水深骤降，负责守护故道内三十余头江豚的保护区管理人员心如火烧。“江豚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水位里生活过。”保护区管理局主任胡良慧忧心地说，正常情况下水深要达到五米以上，江豚才能自由呼吸，而现在平均水深只有两米左右。

从5月13日至5月26日，保护区向农业部、湖北省水产局等上级单位连发3道“紧急情况反映”，称“监利县强行在保护区内取水抗旱，江豚将面临灭顶之灾”。

一场人与江豚争水的悲剧由此产生。而这不过是旱殇危及八百里洞庭生态的一个极端案例。事实上，江豚告急的号角在洞庭湖区及至整个长江都早已吹响。

WWF资料显示，1993年长江至少有2700头江豚，这个数字到今天已经锐减近一半，其中有150~200头江豚分布在洞庭湖区。

洞庭湖江豚多年来饱尝命丧之虞。2004年，岳阳为迎接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在洞庭湖区投放了约5000吨杀钉螺药剂，曾酿下一个月内毒死6头江豚的惨剧。WWF今年初的一项科考显示，在洞庭湖冬季江豚唯一的栖息区，有众多的挖沙船、运沙船在频繁作业，偶尔还有电打鱼船。湖水浑浊，比白鳍豚还古老、比大熊猫还稀少的江豚就这样浮沉于不安的江湖。

大旱又令本已岌岌可危的江豚雪上加霜。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杨波教授提供的遥感地图显示，5月27日，洞庭湖水面面积仅650平方公里，仅为正常年份同期的七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江豚的生存空间在缩水。5月19日下午，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一处水域监测发现，仅2分钟就监测到51头次江豚。“这个监测数值说明江豚密度非常大。”管理局高工张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意味着洞庭湖航道变窄，使得江豚栖息区域变小。

而更令蒋勇担忧的是，每年的4月至6月是洞庭湖的禁渔期，随着7月1日开渔，大量的渔民将涌进这本就已狭窄的湖面，大旱已令鱼类数量锐减，“人与江豚争食的一幕即将上演”。

难摆尾的江豚不过是整个洞庭湖食物链顶端最为敏感的一环。顺着江豚的食物链逐渐下探，同样的隐忧亦不鲜见。

鱼未上滩

时隔五年，蒋勇仍清晰记得，2006年夏天，洞庭湖君山农场附近的洲滩只被淹没了七天。水退之后，洲滩裸露的水草上都挂满了鱼卵。每到5月，在密密麻麻的沉水植物间产卵已是洞庭鱼儿的习惯。然而今年，沙洲不见水，鱼儿未上滩。

“这无疑令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雪上加霜。”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家寿说，鱼类产卵需要两个刺激条件，一靠涨水，二靠洪峰。两者皆无，洞庭鱼儿只得望滩兴叹。

大旱不过是为洞庭鱼儿锐减趋势再添了一枚下坠的砝码。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从1997到2006年连续十年的监测研究发现，洞庭湖鱼类捕捞产量下降了近一半，其中“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以每年近350吨的数量递减，“四大家鱼”在整个洞庭湖捕鱼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由1963年的21%下降到2006年的6.61%，而且捕获鱼类的低龄化、个体小型化趋势不断加剧。“四大家鱼”已成洞庭湖天然渔业资源中“难得一见”的品种。

湖区各通航水系水工建筑的兴建是主要“凶手”，大坝切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据统计，解放后，在洞庭湖区通航河流上共建设了130余座大坝，其中，1998年建成的湘江大垣渡水利工程和2003年截流的三峡大坝影响尤其严重。三峡截流后第一年，“四大家鱼”在洞庭湖渔获物中的比重即由10%降到了7.73%。

建国后直至“文革”，在“向湖面要粮”的号召下，洞庭湖区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围湖造田。1990年代末，造纸业驱动“种杨风”，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的意大利杨和美国黑杨迅速占领大片湿地，围困洞庭湖。凡是种种，不仅令湿地生态景观易色，更令鱼类的索饵场和产卵场大幅缩减。

湖区渔民竭泽而渔的冲动亦难辞其咎。

刘明发捕鱼为生15年了，他是布设“迷魂阵”的一把好手，以竹竿和纱网织就的陷阱，令大小鱼儿有进无出。这种已被当地渔政部门列入黑名单的捕鱼招数，迄今仍被洞庭渔民广为使用。

另一种招数是“打围”，利用洞庭湖荣枯规律，涨水前在湖滩上筑起高矮不等的堤坝，布下天罗地网，一俟涨水，鱼虾尽入，在劫难逃。虽政府明令禁止，但目前少则几百亩多则上万亩的“围子”仍不鲜见。“只有有关系的‘渔霸’才有实力打围。”刘明发既羡又恨。

同样禁而不止的非法捕鱼方式还有电捕鱼。“洞庭湖上的渔民几乎没有不用电捕鱼的。”刘明发说，“现在单纯靠传统的撒网下钩已经很难捕到鱼了。”

十年之前，船行湖上，刘明发还不时可见因产卵兴奋的鱼儿在水面乱跳，但这一幕已成往事。

湖中生态岌岌可危，湖边湿地亦危机四伏。

湿地危机

6月3日开始，渴极了的洞庭湖终于盼来了降雨。因干涸而皴裂的湖床痊愈了，疯长的芦苇和苔草更显清翠，2625平方公里的洞庭湖湿地显出诡异的郁郁青青，一反洞庭湖生物钟，如海市蜃楼。

一个悬在洞庭湿地上的隐忧是：鼠患还会来吗?2007年，20亿只东方田鼠大闹洞庭，令洞庭人触目惊心。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王勇研究员说，鼠患爆发的首要原因是干旱导致湖滩裸露时间过长进而延长了东方田鼠的繁殖期。此外，“围湖造田”、“围湖灭螺”人为改变了湖区生态环境，令东方田鼠的生活地盘扩大。

肇始于1970年代后期的捕蛇狂潮为东方田鼠扫清了天敌。据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春风管理站副站长宋涛回忆，在十余年前，洞庭湖的蛇类被成吨贩卖到广东等地。直至今日，洞庭湖区一道名为“口味蛇”的名吃却已需要广东等地的蛇类来填空。

今年干旱较之当年更烈，失衡的洞庭生态依旧，将爆发新一轮鼠患的忧虑渐次见诸报端。不过，在多年跟踪研究洞庭湖东方田鼠的王勇看来，此轮鼠患或许不会形成。根据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今年1月至5月的连续监测，今年洞庭湖区东方田鼠的种群数量有所降低。在往年鼠患严重的大通湖监测点，东方田鼠的捕获率较往年同期下降了约30%。

饶是如此，鉴于东方田鼠灾害具有爆发性和突发性，5月底呈报给农业部的一份内部简报上仍这样写道：“随着雨季的到来，湖区水位的上涨，其(东方田鼠)迁移危害农业生产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鼠患或将不似当年凶猛，但这片中国最大的淡水湿地并不太平。

5月底，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博士生李峰走了一遭洞庭，他惊奇地发现，因为此次干旱，在一些地区，辣蓼等沉水植物已然绝迹，菹草、苦草等亦大幅减少。“这对整个洞庭湖的生物多样性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都是洞庭湖常见的水草，是整个洞庭湿地生态的基石。

洞庭湖湿地被誉为“观鸟天堂”，然而危机已摆在了眼前。“蚌、螺等大量底栖动物已经死亡，这将会对冬天来此过冬的候鸟产生极大影响。”正在湖区湿地观鸟的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技术科科长姚毅说。而因缺乏足够的食物和水，正在此栖居的夏季候鸟已开始向湿地外围转移。据保护区总工张鸿介绍，洞庭湖湿地迁徙鸟类数量有可能从2012年开始下降，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洞庭湖底栖动物的减少也并非自大旱始。仅以螺蛳为例，据渔民刘明发称，以往洞庭湖中无以计数的螺蛳现在已经少得可怜。近年来，随着湖北洪湖、监利等地螃蟹养殖业的迅猛发展，洞庭湖中的螺蛳作为螃蟹的优质饵料，被广为采购运往湖北。三五年前极盛之时，一个渔民一天就可捕捞4000斤螺蛳，然而，盛景早已不在。

作为生物链里的初级消费者，底栖动物数量锐减乃至绝迹，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打击不言而喻。“没有了底栖动物，洞庭湖还是洞庭湖吗?”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春风管理站副站长宋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