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子垃圾包围的中国

随着电子产品换代加剧和频繁，报废或“被报废”的各类计算机、手机、家用电器等电子垃圾增量惊人。自2003年起，中国每年至少报废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500万台洗衣机、500万台电脑及上千万部手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图为2010年8月17日，河北邢台小留庄村，一个农家小院里堆满电视机等旧家电。

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进口国。每年全世界约产生2000万至5000万吨的电子垃圾，其中的70%的电子垃圾被运往中国。图为一批来自日本的废旧手机。

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有安全条例的严格监管，处理电子垃圾的费用很高。因此，许多国家便将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图为2009年6月1日，浙江省台州市一工业园内的电子垃圾的拆卸区。

对于中国“进口商”来说，不但不用花钱购买电子垃圾，还能得到国外“出口商”的“处理费”；电子垃圾经过处理后，有些元器件、重金属还能再次卖钱。虽然有国际公约规定全面禁止电子垃圾的进出口，但经济利益让公约形同虚设。图为2009年6月1日，浙江台州一工业园内的电子垃圾的拆卸区。

在中国各个回收站，人们以十分粗放的工艺处理电子垃圾，回收具有利用价值的物件——焚烧电线和电缆；用硫酸水冲洗电路板；对电源板进行手工拆解。而对于不容易处理的电子线路板，则采用“烧煮拆解法”，将线路板上的焊锡熔化后，将可以再利用的元器件拆解下来。因此，有人把贵屿处理电子垃圾的方式比喻为“19世纪的工艺处理21世纪的垃圾”。图为2007年4月17日，广东贵屿，一位民工用火烤一块电脑主板。

电子垃圾交易最开始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兴起，并使当地农民迅速致富。以广东贵屿为例，全镇15万人，有12万人从事电子垃圾行业，每年处理电子垃圾数百万吨，交易额达7500万美元。经过十几年垃圾拆解业的发展，贵屿早已成为一个富庶的小镇。图为2005年11月20日，广东贵屿，手工拆解下来的零部件。

然而贵屿的富裕是用环境恶化作为代价换取的。图为2003年12月5日，广东贵屿，焚化电子产品释放大量重金属于空气中，人们在躲避露天焚烧引起的烟雾。

由于大量倾倒电子垃圾拆解后的各种废件，贵屿绝大部分的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的铅含量超出欧盟安全标准两倍，已经不能饮用，居民的生活用水需要通过购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街上穿梭的卖水车成为贵屿一景。

贵屿当地居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妇女流产几率是平均水平的6倍，而当地70%儿童的血液中铅超标。图为2009年5月18日，广东贵屿，居民在严重污染的河水中洗衣。

在谈到当地的环境问题时，大多数贵屿人选择了沉默或回避，不过在谈到子女的前途时，他们的态度都明朗起来：希望孩子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后离开贵屿这个饱受污染的地方。图为2005年5月26日，一名妇女坐在一堆电子垃圾里喂孩子吃饭。

近年来，人们逐渐放弃了电子垃圾回收业，但贵屿并没有失去它“世界电子垃圾中心”的称号，约20万外来农民工拾起了昔日贵屿人得以发家致富的“电子垃圾”。图为2009年5月18日，广东贵屿，三名正在进行垃圾拆分工作的外地女孩。

实际上，中国早在2002年就发文禁止电子垃圾进口。但由于利益趋使，加上国内低下的环境标准和法律执行力，电子垃圾进口屡禁不止。图为2008年6月14日，香港，绿色和平组织在一艘货轮上打出“禁止有毒垃圾贸易”的横幅。

图为2007年6月14日，广东清远，执法部门对几个废旧物资拆解点进行清理。

更可怕的是，电子垃圾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许多内地城市悄悄地从沿海城市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图为2010年12月18日，重庆，一名工人在江边焚烧电子垃圾。

中国开始了对电子垃圾处理的探索。2009年，北京成立首家电子垃圾分拣中心；2011年，武汉启用首条电子垃圾综合回收生产线。然而，垃圾分拣和综合回收一投入使用便遭到来自私人高价收购废旧电器的竞争。习惯把废旧电器卖小贩的市民还不能接受专业的垃圾分拣。图为2011年3月30日，武汉首条电子垃圾综合回收生产线。

联合国环境总署(UNEP)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市场上源自计算机方面的电子垃圾与2007年相比将增长400%，源自手机的电子垃圾则将增长600%。2020年前，进口电子来将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不断增加。滚滚而来的电子垃圾，让中国不得不面对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环境之灾。

广东最恐怖的村庄贵屿，遍地是电子垃圾。广东东贵屿有许多这样从事废旧电子垃圾回收的村庄，毒害在其中，恐怖在日后。这个地区有许多家庭小作坊，每年雇用上万的工人，从事着没有一点保护的废旧电子回收。象这样的产业，在印度也有，但哪里划分的很仔细，拆解公司必须遵循严密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