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DM企业等待“后京都时代”

“十一前欧洲现货市场碳的最低中间价到了1.4欧元，收盘也就2欧元左右。”史翀祺说。

由于碳价跌得太猛，他所在公司开发的项目中，已经有买家提出希望能够重新商定价格并签署新的购买合同。

史翀祺是北京科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裁，做CDM（清洁发展机制）开发距今已有整十年。

对这十年来CDM市场行情的风云变幻，史翀祺说：“看着它一步步走向成熟，看着它经过高峰，也看着它走向今天的低迷。”

中国CDM的十年浮沉

时针指向2003年。

这一年的6月，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排污交易计划（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指令。规定从2005年1月起，电力、炼油、冶金、水泥、陶瓷、玻璃、造纸等行业12000个排放主体，只有获得许可才能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些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欧洲排放总量的46％）。欧盟设立“排污交易计划”的“门槛”：如果从事指令附录1所列活动，且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规定“门槛”，就应纳入该计划。

该计划覆盖欧盟27个成员国。2007年瑞士和挪威也决定加入该计划，与欧盟成员国进行排放权交易。

计划的第一阶段实行配额免费。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的排放许可数额，剩余部分可以进入市场卖掉；反之则要购买排放权，否则将受到重罚。

最初的三年，也就是2003￣2005年之间，是中国CDM市场懵懂起步的阶段。这个消息对当时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卖二氧化碳能换钱？每吨就好几欧元，那赶快卖吧！”史翀祺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候，不少企业开始瞄上这块市场。

为了满足欧盟等其他《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要求，中国开发机构纷纷开始进行自身的能力建设。

“最好的时候出现在2007年到2008年，按照欧洲市场的现货交易价格，每单位CER（核证减排量）卖到20多欧元。”史翀祺说。与此同时，中国的CDM项目企业也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慢慢熟悉，并逐渐形成市场惯性和询价的习惯。

多数项目是双方按照当时CER的市场价格和项目条件及类型为基础，进行议价，签订合同以后，在合同期限之内，以固定的价格进行定期的购买和交付。史翀祺估计，绝大多数的中国“双边”CDM项目都是按照统一固定的价格。

但随着排污交易计划的基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莫衷一是之下，“第二承诺期”至今仍未敲定。所以早期一些的项目，合同只签到了2012年12月31日。

当然合同期限也和买家不同有关：随着欧盟政府减排量承诺的不断更新、态度不断明朗，欧盟很多买家方仍然以项目的期限来签订，比如7年、14年甚至21年；而由于日本反对延长《京都议定书》，所以多数日本买家只签到了2012年12月31日，并且提出自2012年后不再购买项目减排量，所以这些项目需要重新寻找买家。

2007年后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努力争取项目，加入CDM的队伍。“大家的市场意识增强，那时候拼得比较凶。”史翀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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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CDM进入高速发展的两年，其后则开始显露疲态。

“2009年就有很多小的咨询公司、小卖家扛不住了，因为项目见效慢，规则变化特别多，门槛高，注册项目也没有那么容易。”他说。

2011年开始，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接近尾声，以及欧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的碳交易市场都开始走下坡路。

“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碳的价格就一直在跌，但并没有跌至中国一级市场交易的价格，所以买家就一直还在支付，只不过他们的利润变薄了。直到去年10月左右，碳价格就跌破了大多数买家在中国签署的购买价格。根据买家的支付能力、经济状况，包括履约守信的能力，就开始有一些买家希望重签合同。”

“拿钱”还是“坚持”？

重新协商碳排放交易条款让企业陷入经济和相关规定的双重窘境。

史翀祺认为目前国际碳市场的价格“低得不正常”。

低价原因主要还是政策前景不明朗以及欧盟经济持续低迷，再加上欧盟手上本身现就有联合国签发的10亿吨CER。“远远超出他们的需求量，价格怎么可能会提高？”史翀祺说。

可是目前2欧元的价格，就算是放到任何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也不可能降到这么低。

史翀祺称，如果在这个价格下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对企业和项目来讲会出现困难。

“企业获得CDM的收入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只是一个额外收入。企业为了追求可持续的发展，CDM的收入还是用于了企业自身低碳发展的持续性投入方面，包括节能环保、研发、各类的碳盘查等。所以眼下面临重新谈判，肯定会有经济上的压力。”史翀祺说。

“但如果这种市场持续低迷，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在真空期的这一阶段，对于CDM企业或者项目而言肯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史翀祺说。

到底是以较低的价格，先拿到钱，还是再继续和买家博弈？在企业中有两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