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还是稳中求进

虽然统计数据显示经济活动出现回升迹象 但这主要还是依靠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动

2013年中国经济亟待解决的六大难题：

1. 依靠基础设施项目拉动GDP的传统方式如何改变？

2. 产能过剩如何消解，真实GDP如何还原？

3. 产业结构调整攻坚如何进行？

4. 收入倍增计划政策向何处倾斜？

5. 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碍如何打破？

6. 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

2012年12月15-16日，被媒体称为“本世纪以来最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

这是中共十八大新一届领导班子为2013年中国经济定调的重要会议，因此，会前就引起了国内外的热议，加之会期一再拖后，更激发了人们的想象。

按着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领导首先要组织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然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政治局常委们还要奔赴全国各地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调研去的地方是广州、深圳等地，大概是想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讨点灵感，对此，改革派欢欣鼓舞。

这些事情做完后，12月15-16日——恰逢周六、周日，中国的高官们没有休息，齐聚京城，在简约和务实的会风中召开了这次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结果与一些预测人士的猜想并不一致，这多少让他们有些失落。会议认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全局，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开好局。”

继续“稳中求进”，这与2012年的调子基本一致。为什么2013年还要重复2012 年的调子呢？背后有什么隐情呢？这是人们自然的提问。[page]

经济形势使然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 2012年12月12-14日，北京连续三天降雪，天气虽然比较寒冷，但是，想到“瑞雪兆丰年”的农谚，还是相信这是一种好的预兆。

天公作美的同时，各项经济指标配合得也恰到时机。

就像十八大召开时那样，沪深股市在会前回暖，沪指大盘再次回到2,000点以上。

2012年12月1日，官方发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会议召开的前一天——14日，汇丰公布中国制造业PMI预览值升至50.9，比上月终值回升0.5，创14个月新高。官方和汇丰PMI都处在荣枯分界线以上，虽然只是高出荣枯分界线不到1个百分点，但也可以确认，中国经济已开始复苏。而此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逐季回落，分别为8.1%、7.6%和7.4%，下滑速度超出市场预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0.1%，创下今年4月以来的新高，验证了工业生产在恢复中继续加快的态势。1—11月，城镇新增就业1,202万人，同比增长4%（年初确定全年新增就业的目标为900万人），创了9年来的新高。

在GDP结构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105.5%，外需为-5.5%；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中，消费需求占55%，投资需求占50.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

面对这些变化，人民网有报道称，中国经济正在萌发“质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认为，2012 年以来，“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然而，很多专家认为，目前这种企稳回暖并不牢固，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

项怀诚在长江商学院十年校庆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近十年高速发展的景气周期已基本结束，未来将进入相对低速的增长期。虽然当前经济略有好转，但不能就此认为V字型复苏拐点已到。

从综合因素考虑，“虽然统计数据显示经济活动出现回升迹象，但我对于这一改善的可持续性仍持谨慎态度，因为这一改善主要还是依靠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动。”朱敏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不断地用投资来拉动GDP，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凡属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 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出现局部过剩。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蒋锡培也说：“目前中国至少90%以上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即使未来三五年都不投资，也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说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带来的危机。”

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新兴产业也未能幸免，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倾向。

此外，总是用投资来保证GDP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也难以支撑。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在第六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上披露：2011年，中国能源的消费相当于西方七国除美国以外的六个国家的能源消费总和的1.5倍，中国消费了全球去年75亿吨煤炭的49.4%，消费了40.6亿吨石油的54%，但是中国的产出只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同时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退化造成的损失已占到中国GDP的10%左右。

所以，苏波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周期波动变化的影响，而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以及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影响而形成的。”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一味靠投资拉动GDP的方法不再奏效。

以上难题没有解决，再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金融风险、房地产调控、外需不足等影响，确实很难说目前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就一定会持续下去。经济维稳是2012年的总基调，也是2013年挥之不去的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把2013年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定为“稳中求进”，是形势所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济维稳的着力点

201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稳中求进”的“稳”有明确的解释：“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也就是说，政策稳、经济稳、物价稳、大局稳这“四稳”都实现了，就可以做“稳中求进”的“进”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2012年的经济维稳工作相当艰难。面对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止不住的下行，已经下过4万亿猛药还在减速的经济，似乎让政府有点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经济、稳住大局，2012年年中，中央又将“稳增长”列为头等大事来抓，主要方法还是用投资来拉动GDP，为此，发展改革委加快审批了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和钢铁项目等。

2012年的“稳增长”虽然没有再提“保八”，但似乎中央认为，保持经济稳定的GDP增速至少应在7-8%之间，也就是说，GDP在“七上八下”中运行，经济就不会出问题，就有机会调结构、转方式。于是，2012年保证GDP的“七上八下”，就成了全年的核心工作。

那么，2013年的“稳”重点强调什么呢？我们看到，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并没有确定一个GDP指标，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这个细微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分析说：“我们原来只考虑GDP增长速度，每年每个省增长多少，我们有一个速度排名的名单，然后每个省的规模有多大，看谁排在第一等等，有一个规模的名单。现在，这种简单的考核不能适应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

过去，中国经济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这对扩张GDP的总量很有效，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十分有限。

“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对明年经济工作建议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已经释放出了这一重要调整信号。

对此，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定不要走两个极端，不能太追求速度，也不能不要速度。事实上，速度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过去偏重于速度，导致很多行业产能过剩，赚钱不多，甚至赔钱。所以，现在速度可以放一放，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调结构，集中在质量和效益上，也就是集中到赚钱上来。

但是，质量和效益总是要在GDP增长的情况下去实现。如果GDP增速很低，或者负增长，那还怎么谈质量和效益呢？事实上，GDP也是一个衡量宏观经济状况不可或缺的指标。

所以，专家们对2013年GDP增长预判的兴趣依然不减。有政策研究人士表示，明年的GDP增长目标有望保持在7-7.5%之间，物价指标预计在3-4%之间，外贸目标有望定在7-10%。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12名经济学家对2013年GDP增速的预测中值为8%。综合专家学者的预测，中国经济“七上八下”的增长速度，将成为新常态。

为什么新常态是“七上八下”呢？

这一次经济下行，其特点耐人寻味。一般而言，经济下行，失业增加，但这次经济下行，就业市场比较稳定，甚至比已往就业人数大幅增加；政府刺激经济，物价将上涨，但这次通胀稳定在2%左右。“过去一直担心的两件事情都没有出现，意味着现在的经济增速没有离潜在增长率太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说。

2012年第三季度，GDP降到7.4%，就业却增加，CPI定格在2%左右。这说明过去的高增长有“水分”，GDP可能还有调整空间，调多少呢？

“如果中国经济要实现再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必须大幅下降，而这样将导致中国GDP的增幅无法超过3-4%。”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说，“除非中国有办法在全球和中国经济状况明显恶化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也即大大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但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增长率来维持较高GDP增速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对中国来说，即使是将GDP增速保持在7-8%的水平，家庭消费增长率也要达到10-12%的水平，这种增长率即使是在经济状况远远好于现在的年份，中国也未实现过。”

中国将要在GDP增速为3-4%的状态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吗？[page]

改革共识与差异

在“稳中求进”中，“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这是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释，涉及转方式、促改革、惠民生。按照中央的意思，如果2013年经济维稳没有问题，“进”的工作内容就可以展开。

“‘改革’在十八大报告当中出现了86次，所以，社会上好像又重新点燃了改革的热情，大家对下一步改革有更高的期待。”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2012财新峰会”上说，“回顾中国35年来改革历程，每一个阶段到了关键时刻就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进行高层的推动和高层的设计。”

正如李剑阁所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2财新峰会”上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十八大后的期盼”。 改革开放30年来，吴敬琏是中国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力主改革，力主市场经济。他在这次演讲中说，改革在过去一两年里面，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从经济改革来说，主要的分歧在于，是沿着70年代末期逐渐形成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走呢？还是应该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强化国家部门，包括政府、国有经济对于整个经济，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或者叫驾驭，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走？吴敬琏认为，十八大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后我们的改革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各种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政治改革来说，就是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更加注重发挥法制作用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重启改革议程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怎么办？改革形成了共识，但改什么、怎么改并没有达成一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制订“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但出台时间还不得而知。

中央现在十分清楚，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所以，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

比如，改革要求划清政府和市场经济的边界，但是，改革开放30余年了，政府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多地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主导经济。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非常直率地说：中国未来怎么办呢？第一要清楚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闲不住的手，不要在企业家的怀里乱摸”；第二要依法治国，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一个持久法制的基础和宪政基础。

十八大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近日与经济学者胡释之就中国改革前景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关于政府和企业、社会的关系，他们有如下说法：

高尚全：本来按理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但计划经济体制下把两个主体颠倒了，所以老百姓和企业很被动。老百姓能干的，企业能干的，市场能干的，政府就不要管了。

胡释之：政府要转型就是说要从一个创造财富的主体变成一个创造创富环境的主体。政府要真能创造财富倒也行，那就让公务员去努力创造财富，老百姓就休息，政府来养活老百姓。真正要创造财富，还得靠企业家。在直接创造财富上，政府要从一个自负的政府变成一个自卑的政府。政府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就是创造环境。最重要的环境就是产权保护，而且是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对公民的平等产权保护，而不是说只保护国有企业的产权。

冯仑、高尚全、胡释之的观点基本代表了改革派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意见，但我们的政府愿意这样定位自己吗？愿意这样改革自己吗？至少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与改革派还没达成共识。

再如，国企改革问题，争议更大，改革派与国企更难达成共识。改革派说国企垄断，国企说没垄断，但又不让民营经济像他们那样平等地进入石油、石化、电力、煤炭、铁路、航空、金融等领域。改革派要求国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有媒体报道，方案因国企反对而不了了之。

政府改革、国企改革都是中央说的改革“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往往在这里搁浅。吴敬琏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说：“近年来，因为在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停滞，甚至有个别的方面有所倒退，就使得那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从事寻租活动发财的特殊利益集团做大。他们其中一些人必然会竭力地阻止改革的推进。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怎么能够执行下去的问题？过去我们30年改革其实都是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的过程中前进的。那么，执政党必须向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决心，坚决地克服特殊利益社会群体的阻挠，使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只有这样，“我们执政党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定，才能落到实处，建立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中国，这个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成功和胜利。”

中国梦能否实现？

2012年，玛雅预言流传非常广泛，很多人为度过这一天做足了准备，但2012年12月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12月22日的黎明照样到来，人类文明并没有毁灭。它给人们留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众常常会相信一个预言？

玛雅预言没有兑现，人类包括中国成功地度过了2012年。玛雅预言是针对整个地球的，但中国还要在一些有针对性的预言中度过，例如，末日博士鲁比尼对中国经济的预言，他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013-2014年硬着陆，也就是说“崩盘”。

据鲁比尼自己介绍，这是他在2011年中国之行后最新发现的结果。据他分析，目前中国的投资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创造了一个潜在的债务问题和大规模的产能过剩，这两者最终会拖慢经济增长，并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去消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的投资，并再投资于新的资本投资，而最终不面临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NPL）和公共债务激增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一个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水平，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最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2013年后中国经济硬着陆。硬着陆，我们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经济将在一段时间内比过去30年经历过的增长速度低得多的水平增长。一个5％或以下的增长速度将作为一个硬着陆的标准，中国需要8％左右的增长速度，以保持其社会和政治稳定。” 他说，“为了避免2013-2014年度的硬着陆，中国需要朝着更加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努力。中国在投资泡沫破灭前能够显著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对此我们表示悲观，因为储蓄率很高和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这需要政治上几十年的痛苦艰难的改革来改变。”鲁比尼继续分析道，“政治过渡后，如果新一届领导班子致力于加快改革，以重新平衡增长和防止经济硬着陆，将会遭到强大的阻力。风险是即使改革能顺利进行来防止经济硬着陆，相对于现在积重难返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定是杯水车薪，为时已晚。当然，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将会在2013-2014展漏无疑。”

不同于玛雅预言，鲁比尼预言看起来很专业。因此，虽然大众看不懂，但不少经济学家却很看重鲁比尼预言，甚至也有同感。

无独有偶，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再次推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份报告与鲁比尼预言不同，报告说的不是硬着陆，而是指出了中等收入陷井问题。佐利克说，世界银行1960年的时候列出了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在2008年，就是50年之后，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中国要想不落入中等收入陷井，就必须改革，报告给出了包括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国企垄断等六条建议。

面对这些短期中国经济“硬着陆”，中长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预言和分析，我们何以应对？

我们的党和政府承认，中国经济有很多风险和问题，但仍认为，“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胡锦涛还在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他认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习总书记关于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说法，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结论的支持。2012年8月，杨宜勇和他的同事没花国家一分钱，用了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一份民族复兴报告。报告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

话是这样说，用来鼓舞人尚且可以，但仔细想想，难度还是很大。经济方面我们且不说，事情是人干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要实现中央领导提出的目标都很难。最近，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表示赞同。张维迎还引了民间流传已久的一句话，即“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用以说明腐败分子之多。2012年10月15日，新华网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2007年11月-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60.6万余件（次），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短短五年时间，近70万党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还怎么谈民族复兴的大业呢？像李永忠、张维迎说的那样，都赦免了就可以了吗？

“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就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没有腐败，现在我们是全社会各界，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开始就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资中筠教授说。记者日前在北京妇产医院采访一位外地女患者，她说：“我们在当地做一次手术，至少要给主刀医生5,000元，看一次病也要给医生几百元。”

教育和医疗对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靠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不是靠物资资本的无限扩张。腐败蔓延到这里，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极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