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核心

——访美国休斯敦大学教授迈克尔·J.伊科诺米季斯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您是石油经济及战略方面的专家，从理论上说，您认为国际油价最合理的水平是多少？目前影响石油价格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伊科诺米季斯：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很明确的回答--每桶70美元。近年来，我的大学研究团队制定了一个"活化指数"（Activation Index），该指数从技术角度描述各个石油生产国家、地区、公司制造一桶石油的成本是多少，数值随着油井的位置深浅、油井在海上还是在地下、国家区位和运输状况等因素而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根据税收、政治风险等因素用不同贴现率对其进行贴现，如西德克萨斯地区的贴现率为10%，尼日利亚由于高政治风险为35%，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则更高。由此我们得出沙特生产一桶石油的成本为30美元，委内瑞拉为100美元，俄罗斯是90美元，伊拉克则超过100美元。再将贴现后的数值根据各地区的产量进行加权处理，便得出了70美元/桶的结论。

但这是理论上的，现实生活中，石油的价格波动往往是非常大的。例如2008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一度达到每桶147美元，而到当年年底则跌破40美元，降幅超过70%。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很多人都认为这又是国际石油企业的串谋，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现实的。40年前，85%的石油储备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而现在，这个比例降到了7%！油价剧烈涨跌不是因为这些公司的合谋，而恰恰相反，是因为跨国企业在定价方面没有了原先的控制能力。目前，国家级别的石油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控制的石油储备占到了全球储备的90%以上，地缘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在石油价格的波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系列突发事件，如伊拉克占领区的不稳定、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入狱、俄罗斯生产市场的去国际化、委内瑞拉政局变化等等，造成了近年来油价的上升。

但是，价格因素与供应状况相比，其实并不重要。中国和美国短期都离不开石油，我们可以负担100美元一桶的价格，但是不能负担没有石油。1976年，全球平均用40000BTU（英制热能单位）能量制造1美元的GDP，而现在，全球使用13000BTU就能生产1美元GDP，仅为1976年的32.5%，也就是说，2008年的油价的最高点是将近150美元，如果按照能源强度换算，则为50美元不到，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与1976年的价格差不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花费在石油上的收入比例是下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负担的并不是高价，而是没有石油可用，没有能源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国家的能源战略必须重视多样化。

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任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新能源政策，您对其政策持何看法，这一政策对中国能源安全有什么影响？

伊科诺米季斯：石油不啻为国际领域最重要的大宗产品，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世界爆发了很多次战争，多数都与能源有关。化石燃料依旧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商品，某种意义上说等同于权力。但奥巴马政府迷恋于发展替代能源，其本意可能是希望大家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支持环保主义者的理想，这一点本无可厚非。但任何一种新能源的技术要发展得好，其产业链必须是有效率的、节能的，其所有环节甚至每一个隐蔽环节都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如若不然，其发展必将是昙花一现。目前美国的能源结构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共占全国能源使用的86%，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只占0.4%，发展、推广新能源的成本与其产出不成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是浪费了能源。英国煤气电力市场办公室也做过一个统计，英国耗费在风能发电方面的资金占其能源建设总成本的29.7%，但风能占整个能源市场的份额仍只有1.3%，不仅如此，风能电力设施建设以及由于风能的不稳定而带来的额外的能源消耗使得油气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有关人士认为，"风能扭曲了市场"。

未来25年里，石油、煤炭、天然气仍将占世界能源使用的85%，传统能源丰富与否是区分富国和穷国的重要标志，卢拉很清楚这一点，普京和查韦斯也懂，可奥巴马不懂。

在我看来，中国能源改革更为积极。2008年6月，中石油设立南美公司，负责全权管理拉美地区33个国家的油气投资和服务等业务，2008年该子公司原油产量达1056万吨，比2007年增长206万吨。今年，中石化完成了对瑞士石油公司Addax的收购，中石油成功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45％的股份，并与中海油一起准备从西班牙石油公司雷普索尔手中收购其位于阿根廷的子公司YPF的股权。我们还记得2005年6月中海油出价185亿美元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虽然中海油的报价远超出其竞价对手雪佛龙公司，但美国政界举着维护美国国家能源安全的大旗，插手中海油的并购计划并导致了并购计划的流产。虽然经济危机对石油需求的影响不小，但美国政府最近的温和态度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确是一个不能轻易放弃的良机。我们知道中国今年能源需求的一半以上都要靠进口，石油等传统能源的资源接续、供应安全的问题愈加突出，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扩大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及时的选择。

记者：您怎样看待21世纪以来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延伸以及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伊科诺米季斯：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其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仅次于沙特为世界第二。一百多年来，油气资源一直都是俄罗斯的权力支柱和恒久不变的国家根基，是俄罗斯生命的血液。上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为了扼杀新政权的经济基础，白俄残余势力与土耳其军队一起血洗了石油中心巴库，屠杀了两万名从事石油工作的亚美尼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把石油当作一种外交工具，巧妙地与德国法西斯周旋，获取了备战的流动资金；1973～1974年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刚刚发现西伯利亚大油田的前苏联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1980年代后半期，由于油价下跌，前苏联硬通货储备迅速缩小，无力进口国内需要的消费品，成为经济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前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石油的历史，而前苏联几代领导人过分倚重巨大的石油资源，对僵化的、积重难返的体制束手无策，窒息了国民经济。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石油产业开始与个人商业利益以及个人政治影响力交织在一起，而普京和尤科斯石油公司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都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霍氏在疯狂的私有化阶段如鱼得水，大肆敛财，而普京则声称反对私有化并主张将能源财富重新纳入政府的掌握之中。普京运用政府权力的结果是尤科斯公司的破产以及国有公司直接控制60%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通过国有化，普京不仅摆脱了叶利钦时代政府是金融寡头的傀儡形象，还用强硬的能源政策为俄罗斯赢得了经济红利和政治红利，因此在国内受到了广泛的支持。

俄罗斯用石油和天然气向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在远东和西欧大打能源牌，将能源战略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2006年后，俄罗斯将70多个矿产地被定为"战略矿产地"，外国石油公司将不得在该类油气田持有50%以上的股份。俄罗斯还不停地敲打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要求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以双倍价格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要求土库曼斯坦增加其天然气供应量，并试图控制通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运输管线。对于西欧等天然气进口国，俄罗斯以亚洲能源市场为筹码向德国、法国声称"欧洲作为俄罗斯能源消费者的专属性正在降低"，但同时又一直在吊远东各国的胃口，有意无意地挑起中国与日本对俄远东石油管道走向的竞争("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今年2月，中俄终于签署了一项长达20年的由中方提供250亿美元贷款、俄方向中方提供石油供应的协议，此举无疑有利于中国稳定自己的石油供应，但中国注入巨资，对解决俄两大石油巨头的资金困难更是决定性的，而且俄不仅保证了在该项目中的高额经济利益，亦是其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的一个步骤。可见，中国与俄罗斯建立的优势互补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有广阔的合作潜力。而只有更深入地理解俄罗斯的石油历史，全面了解西方国家对俄能源战略的观点，并将中国对俄能源战略的理解置于国际能源环境的更大背景下加以认识，才能把握住中俄能源合作的脉络，趋利避害地实现本国能源多样化的安全目标。

记者：您认为中国制定新世纪能源战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伊科诺米季斯：过去的6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充分实现其经济潜力还需要持续的快速发展。据统计，美国目前的总资产为200万亿美元，中国的总资产为10万亿美元，鉴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的人均资产水平要追上美国，则需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增长80倍！这样的经济扩张需要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能源安全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核心。而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十分担心本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怎样、从哪里获得油气，还包括如何管理好它们。在我看来，中国的能源战略应当本着务实的态度，重视多样性，谋划长远。

第一，中国应该以更坚决的姿态参与世界能源事务。我了解中国人的中庸传统，多数情况下也很欣赏，但请不要总是担心别人对你的观点。没有任何新能源在最近的将来可以替代碳氢化合物能源--石油。能源将会是中国最大的挑战，不管你认同不认同，它就是中国最大的挑战，所以请继续你们在苏丹的业务。不论别人怎么看，中国现阶段就应该用任何手段去寻找石油，确保供应。

第二，节能减排应该务实为上，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我主张，在确保能源服务好经济的前提下，中国需要首先处理好的应该是污染问题，即取缔严重污染的小煤窑，研究和推广洁净煤技术，改善发电厂周边环境等。二氧化碳的确对气候有影响，但我们不可能因此就停止使用石油和煤炭。现实情况是，每过一周，中国就有一个新的发电厂开工，并且多数是使用化石燃料，因为这仍然是最有效率的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好办法就是成本内部化，而这归根结底就是谁承担这个经济成本的问题。所以说，经济发展问题是比二氧化碳浓度重要十倍的事情。另外，最近到处都在讲一个词叫节省，中国在说，美国也在说，但是节省是不是真的能节约能源呢？历史证明，当我们的能源效率越高的话，我们的耗能就越多。比方说，当你的车耗油更低的时候，你会想买第二辆车，这是一个悖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要重视能源的多样性。多样性一方面指的是能源的来源，中国需要构建与中东、亚太、非洲、南美、哈萨克斯坦等地区的能源关系网络，分散供应风险。相比2008年的价格高点，目前的石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同时美国也开始收缩其在国际石油投资市场的活动，这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多样性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增加天然气的使用比例，减少煤炭火力发电，减少石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目前中国的能源使用中煤炭的比例还停留在西方19世纪的水平，中国要将煤炭比例由70%降至世界平均的23%，天然气比例由不足3%提高到23%，这是一个跨越整个21世纪的浩大工程。但如果实现了，将会改善包括污染和采矿事故在内的很多事情。美国也存在多样性的问题，其能源结构中，40%是石油，23%是煤炭，23%是天然气，14%是其他能源，其中太阳能和风能不足1%。所有能耗中，电力、交通和国内产业使用（制造塑料等）各占三分之一，而交通工具耗费了绝大多数的石油。中国每天有800万桶的原油需求量，根据中国海关的消息，今年7月的原油日进口量为470万桶，比2008年同期增长20%，中国石油消费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0%，其中多数也用于交通。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减少石油需求压力的话，那就必须减少其交通部门的石油依赖，发展多种能源类型的新型交通。目前美国每百人拥有车辆110部，基础设施十分完备，而中国每百人拥有的车辆数只有4部，仍然有进行电力交通改革的先机和成本优势。中国可以制定未来50年的能源使用规划，利用核能、天然气和清洁煤炭发电，交通部门则可推广电动车辆、智能道路、电能交通设施等技术，逐渐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实现能源种类的多样化。

记者：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表示，我国的能源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要按照市场规律与国际接轨，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伊科诺米季斯：过去30年来，中国的能源使用非常惊人，然而，和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境遇相似，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却仍然很低。借助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拓了巨大的工业品市场，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的确，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伴随着这些进步的取得，能源过度使用、能源短缺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却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的能源使用强度（即每单位GDP产出所耗能源）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仍然要比美国高很多。在政府补贴和相关控制措施的作用下，能源的价格一直不高，于是，其使用效率也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情况弱化了整个国家的增长能力。更为严重的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能源使用强度非但没有继续下降，甚至又开始攀升，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逆流。中国使用的能源总量只占美国的75%，但是中国和美国的每1美元GDP的能耗却分别是13800Btu和8800Btu，也就是说，中国的能源强度比美国高将近57%。显然，在进口能源价格保持上升趋势、而国内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中国如果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那就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能力。

人为干扰的能源价格难以反映真实的能耗水平，难以反映真实的能源供求状况。多年来，中国政府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改变这种情形，例如1998年的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重组、2002年电厂与国家电网的分业、2005年在煤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等。这些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问题的症结，即局部产业的计划经济以及能源价格控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能源的有效使用。直到目前为止，政府仍然在努力地取消能源费用补贴。

从国外市场进口越来越多远较国内管制价格昂贵的能源之后，中国难以继续负担所有能源产品的补贴了。改革能源定价，或者直白地说，提高能源价格，将不可避免。实际上，在一部分富裕地区，如上海，能源价格已经提升了很多。矛盾在于，在经济形势乐观的时期，政府担心提价会造成市场通货膨胀；在经济下行周期里，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又成为关乎社会安定的要素，政府也不得不谨慎从事。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世界能源价格的回落，中国的CPI和PPI也经历了一些负增长，这是中国改革能源定价、与国际接轨的良机。由于国内工业企业产出增长减慢，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能源定价改革的起步比较容易。改革进程可以先从提高电价和成品油价格开始，然后提高能源税和能源使用费。同时，要出台严格的环境保护和节能的法律和法规，惩治能源浪费与高污染企业，鼓励服务产业与高科技/低能耗的企业发展。从长期来看，在将能源价格提高到合理价格的同时，中国应该实施高科技战略，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全力减少国内的污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