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978年】：邓小平整顿经济 小岗村包产到户

[page]1969年

“大庆二十七号”油轮建成下水

1969年4月2日，我国自行设计、用自己的钢材建造的第一艘15万吨油轮“大庆二十七号”建成下水。

交通电信部门体制变动

1969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国务院批转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军管会和通信兵部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邮电部的电信部分归军队领导，邮政部分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

1970年

北方农业会议

1970年8月25日到10月5日，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连续几年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增长缓慢，人口接近全国一半的北方14个省区粮食不能自给，需要从南方省份大量调拨。会议提出，“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并制定了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一些过高的指标。会议还提出学习大寨经验，要抓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1970年6月29日，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成昆铁路完成铺轨，1971年1月1日正式运营。成昆铁路北起四川省成都市，南到云南省昆明市，北接宝成、成渝铁路，南连贵昆、昆河铁路，并与昆阳等铁路支线相连，全长1100公里。成昆铁路在建设中曾于1958年、1960年、1961年三次动工，三次停工，1964年复工后又因文化大革命而延误两年工期。成昆铁路途经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工程量大，共完成土石方9688万立方米，挡土墙和路基加固工程163万立方米，修建隧道427座、桥梁991座，全线122个车站中有41个设在桥梁上或隧道内。成昆铁路的建成对促进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与带动作用，也为当时的国防建设提供了条件。成昆铁路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三线建设”的重大成果之一。

决定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0年12月25日，中央批准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境内。1970年12月开工，原计划建设3年半左右发电，5年左右竣工，但未能如期进行。1981年1月大江截流成功，同年6月三江船闸通航，8月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1988年12月最后1台机组并网发电，1989年1月，全部工程建成。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由泄水闸、冲沙闸、船闸和电站组成。泄水闸建在二江，共有27孔，最大泄水量为每秒83900立方米，连同大江、二江冲沙闸及电站，总泄流量为每秒11万立方米。三座船闸均为一级船闸，其中1号、2号船闸可通行万吨级船队。建立在大江、二江上的发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41亿度。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为48.48亿元。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发挥了防洪、通航、发电的综合经济效益。

1971年

“四五”计划

1970年2月15日到3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提出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交通通讯建设；发展轻纺工业；建立经济协作区；大力发展新技术；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四五纲要（草案）”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1970年9月，国务院将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上报九届二中全会，但仅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印发。1971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余秋里起草、周恩来批准的《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和作为附件的“四五”计划指标，“四五”计划就以纲要草案形式指导着年度计划的编制。由于受“文革”影响，“四五”计划没有形成正式计划。“四五纲要（草案）”具体指标有：5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6.2%，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25.7%，工业总产值增长82.7%。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高指标，逐步调整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注意沿海与三线地区并重。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基本完成，工农总产值年均增长7.8%，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0%，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1%。

1972年

技术引进决策及“四三”方案形成

1972年1月，周恩来指示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进口国内急需的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2月5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周恩来等领导人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将引进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引进1.7米大型钢板轧机，8月21日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求报告》，周恩来在批准这一报告时，考虑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1971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今后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 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等项目，这一方案被称为“四三”方案，是继20世纪50年代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这一方案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到1982年有26个项目投产。这些项目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3年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1973年8月5日到2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全国环境保护的会议。由于我国长期只重视工农业建设，忽视废水、废气、废物和治理，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次环境保护会议检查、分析了我国环境保护情况，讨论并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1月1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的会议报告，规定新建设项目必须把“三废”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否则不准开工建设，要求各级领导要把环境保护工作认真抓起来。这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促进了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会后，国务院和各省市都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

“蜗牛事件”

1974年2月10日，发生所谓的“蜗牛事件”。江青听说美国康宁公司将玻璃蜗牛作礼品送给我国彩色显象管生产线考察团，跑到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污蔑引进彩色显象管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要求第四机械工业部将蜗牛退回美国驻华联络处去。周恩来要外事部门查清事实真相，原来蜗牛在当地是代表喜庆吉祥，“蜗牛事件”不过是正常的礼节往来，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讲话。但引进彩色显象管的工作也被迫推迟多年，其他引进外中先进技术工作也受到影响。[page]

1974年

胜利油田建成投产

1974年9月29日，我国在渤海湾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带建起了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在1960年开始钻探，1961年4月，钻遇油层，发现工业油流。1964年4月中央决定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1965年探明了胜利油田，1966年开始开发，当年原油产量达到134万吨。1974年油田建成。胜利油田所处的地区，在地质学上属于华北盆地。一些外国学者曾经认为，华北没有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海相沉积，又广泛分布着火成岩和变质岩，不可能有油。胜利油田的发现和成功建设，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油田勘探、开发的理论，对加速我国同类地区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有很大意义。胜利油田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距离我国一些工农业生产的主要地区比较近，海陆运输方便。它的开发、建设，对于高速度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改变我国的燃料构成和燃料工业布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5年

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路建成

1975年7月5日，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宝成铁路全长676公里，全线实现电气化通车后，货物通过能力比电气化以前提高一倍以上，投资仅为修建一条新线的十分之一。由于实行电力牵引，沿途减少了列车的编组作业，加速了车辆周转，减少了列车检查和给水给煤人员，电力机车运转效率比过去的蒸汽机车高，或以节省几十台机车。火车牵引动力的改革，也促进了铁路通信和信号的现代化。因此，宝成铁路全线电气化，使这条通往西南的咽喉要道改造为先进的、高效能的运输大动脉，标志着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向现代化跨进了一步。宝成铁路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对于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这条铁路的很多地段坡度大，坡道长，隧道成群，弯道很多，用蒸汽机车牵引拉得少，跑得慢，运输能力仍然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充分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提高宝成铁路的货物通过能力，1958年，国家决定对它进行电气化改造，用电力机车代替蒸汽机车牵引，宝成铁路北端开始了电气化建设工程，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曾经下马。“文革”中再次上马，经几年建设后终于建成。铁路宝成路电气化改造，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之一。

邓小平整顿经济

1974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国民经济严重滑坡。铁路运输、钢铁、煤炭生产没有完成任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益低下；财政收入锐减，出现7.7亿元赤字；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严峻的形势，1975年初毛泽东起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个方面进行整顿。邓小平从整顿铁路入手，1975年3月5日，由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调整各铁路局领导，逮捕了一批破坏运输的派性分子，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铁路运输状况好转。铁路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回升。接着，邓小平整顿钢铁工业，冶金部更换了一批企业领导，反对派性，落实政策，健全制度，提高了钢铁产量。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又开始整顿军队、军工、科技、教育、农业等领域。重点整顿军队的肿、散、骄、奢、惰，整顿军工的产品质量，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强调区分家庭副业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允许社员从事养猪等副业，并落实农业干部政策。在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也开始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经过全面整顿，经济状况趋于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革的系统纠正，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1976年

“五五”计划

“五五”计划的制定始于1974年。1974年8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发出《关于拟定十年规划的通知》，各部委及各省市开始编制1976~1985年十年规划。1975年10月，国家计划拟定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五五”计划没有单独编制，而是安排在十年规划之中。同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该草案，决定略加修订后试行1年，再作进一步修订。1977年11月，国家计委提出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1977年12月1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下达。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修订草案。该纲要草案规定“五五”计划的目标是：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国粮、棉平均亩产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具体指标为：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6%，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2%。1978年通过的修订草案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许多指标甚至比原草案更高。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1979年指标作了修改，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的调整。“五五”计划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转折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基本达到原定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2%。

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1976年7月6日，我国西南边疆又一条公路干线——滇藏公路建成并正式通车。这条公路是继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之后，从内地到西藏的第四条公路干线。这条公路的通车，对于进一步改善滇藏之间的交通状况，密切云南和西藏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促进沿线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滇藏公路南起云南下关，北至西藏自治区芒康，全长716公里，横跨金沙江和澜沧江，翻越海拔4300多米的白芒雪山和洪拉雪山，穿过横断山脉的碎落地带，同川藏公路的南线接头，通往拉萨。滇藏公路的建成通车，进一步活跃了沿线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和基本建设事业的发展。[page]

1977年

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技术设备

1977年4月9日， 国家计委同意恢复1974年因“四人帮”干扰而中断的彩色显象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

调整部分职工工资

1977年8月1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从1977年10月1日起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调整的重点是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约有60%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

1978年

小岗村包产到户

1978年10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小岗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把全村18家农民的户主召集到会计严立华家，冒着政治风险，商定私下实行大包干，并当场立下字据，按上手印。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６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公粮。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事件，标志着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开始。

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到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了重要讲话。华国锋提出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邓小平讲了三个问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科技部门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问题。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是知识界的拨乱反正大会，掀起了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展开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思想混乱尚未消除，左倾错误仍在各项工作中蔓延。为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国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方针。全会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全会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健全党的规章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全会原则通过了《一九七九、一九八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草案）》。全会提出必须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决策。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