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期待科技发展路线图

近年来，我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迅速发展，但在基础研发领域投入明显不足，关键技术瓶颈始终未能有大的突破。许多业内人士担心，自主技术路线迟迟不能成熟，将导致行业发展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之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能源专家指出，我们新能源产业最大的薄弱环节就是研发队伍。1999年改革时，把行业科研院所下放到企业中，比如中国石油科学研究院划归中石油，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划归国家电网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划归中石化。……结果，现在行业没有科研“国家队”来承担国家的前瞻性任务。

1999年改革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为什么要下放行业科研机构到企业？行业科研“国家队”现在哪里？带着这些疑问，《能源》杂志记者开始了求解之路。

中科院据传险遭撤销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介绍，建国后的科技体制是沿袭前苏联的模式。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曾参考借鉴西方模式。由于西方国家一般都没有国家科学院，所以，曾有撤销中国科学院一说。不过，对于“撤销”传言，倪光南郑重其事表示：“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仅仅是传说。”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前所长徐伟宣透露，为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1999年开始，政府研究机构进行了以企业化转制和分类管理改革为特征的重大组织结构调整，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率先实施企业化转制；2000年，建设部等11个单位所属134个科研机构实施向企业化转制。

就此，中央政府研究机构的总体规模和覆盖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规模上，研究机构的数量和人员大幅减少。机构的数量从转制前1998年的791个减少到2007年的319个；从业人员从28.16万人减少到9.26万人；科技活动人员从16.96万人减少到6.55万人。2007年，中央政府研究机构的数量仅为1998年的40%，从业人员仅为1998年的三分之一。

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杜谦告诉《能源》杂志记者，行业科研院所转制以后，国家依然扶持了十多年。比如通过税费减免、“科研院所技术开发专项”（科技部政策司专门为转制科研院所争取的经费）来支持，2007年拨款达2.5亿元。

“科技改革的意义是积极的，但是，也存在问题。”杜谦披露，因为一些行业科研“国家队”的丧失，使工业领域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无人承担。于是，许多产业比如汽车、核电、燃气轮机、种子、手机等等，被迫实行“以市场换技术”。

事实上，早在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改革之前，“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在许多行业中就实施过，但大多没有成功。现在，新能源领域再兴“以市场换技术”，为此，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

有鉴于此业内人士建议:在当前行业科研缺乏“国家队”的情况下，可以实行联合研发，像金风科技那样，把竞争对手的技术团队收购过来。
据悉，金风科技通过收购德国VENSYS整机设计公司，快速形成先进的风机技术。专家因此认为自主创新不一定中国人亲历亲为，只要产权属我就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比买一个生产许可证好。”

因为忽略了行业性特点，比如发电分火、水、风、光、潮、生等，技术差异大，发展快，要求高。科技部并不主张为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服务的国家级转制科研机构合并到某个企业，但却无力阻止。不过，杜谦透露，国家现正积极纠偏，通过产学研结合方式，形成企业科研院所行业性中间力量，解决共性技术、关键技术；而在涉及国家战略与关键领域，如代表国家竞争力或未来竞争力的科研项目，将像美国那样，在企业建立国家实验室来承担。

“国家实验室”作用独特

美国国家实验室分别由大学、企业和非赢利机构代管，但经费由政府负责，要求必须成果转化，国家专门设有成果转化机构。杜谦介绍，在美国政府R&D经费中用于企业的，上个世纪50年代曾占政府科研经费总额50%以上，现在也约占30%。我国现在才达到14%。美国强调公共科研机构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要比我们早，可以追寻到20世纪70年代科研管理方式的变革。

美国最著名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隶属于能源部，它现有3800名雇员，其年财政预算最高超过5亿美元。

美国能源部拥有多个国家实验室，其中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以其在能源领域的研究而闻名。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拥有3000名雇员，年度研究经费超过4亿美元。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简称ORNL）也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科学和能源研究实验室，21世纪70年代成立能源部后，ORNL的研究计划扩展到能源产生、传输和保存领域等。目前，ORNL的任务之一是通过研发提高清洁能源的利用率。ORNL在许多科学领域中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简称ANL）是美国政府最老和最大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实验室之一，有4000名雇员。ANL是1946年特许成立的美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研究中心之一。

科技必须促进经济发展

“改革是制度创新，以实现新兴技术带动新兴产业崛起，进而促使经济腾飞。”杜谦指出，世界经济发展每次高潮都归功于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新兴产业的产生。第一次纺织工业兴起和水利技术运用，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铁路、钢铁和蒸汽机更大范围的应用，使美国实现赶超英国；第三次电气化、第四次石油带来的动力化；第五次新型网络、计算机带来的信息革命，每次世界经济崛起都跟新兴技术的应用、新兴产业的兴起密切相关。当前发达国家就试图依靠新兴产业来应对中、俄、印、巴“金砖四国”的崛起。英国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它的5%，因此，仅人力资本一项，英国就处于竞争弱势。于是，英国就在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上做文章，意图是高端逐鹿，通过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使成本降低，质量提高，让产品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杜谦认为，我国未来的竞争出路，也在于新兴技术应用与新兴产业发展，而并非完全依靠高科技。比如液化煤技术（1920年纳粹德国就开发出液化煤用于军用车辆），如果充分运用在煤炭资源丰富的我国，不仅可以形成新兴产业，带动经济极大发展；而且必将从经济和环境两大领域对人类社会作出杰出贡献。

“知识就是力量”乃传诵天下的名言，它出自英国哲人培根之口。君主制国家英国之所以最先崛起，就在于成功利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而培根功不可没！杜谦说，作为掌玺大臣的培根积极向国王建言：国家应该鼓励发展科研，以提升竞争力，并提出科学发展路线图，对英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早在2004年，美国政府的有关报告指出：制造业与科技研发是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的支柱。美国为此提出口号，“制造业是国家竞争的关键”。目前。“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但却往往徒有躯体，少有“中国心”。
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台湾工业研究院是由官方资助的机构，它的研究课题都来源于产业一线，而只要企业有项目需求政府就拨款。

没有科研“国家队”，但却有综合性的研究队伍的德国也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弗兰荷夫研究院不隶属任何企业，服务于整个社会；而许多为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服务的民办科研院所，最大特点是要求课题满足当地产业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