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重建与中国的能源战略

　时间即将定格在2010年。不经意间，人类跨过新的世纪已经十年。十年，与漫漫历史长河相比，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这十年中，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心国家遭到重创，外围大国地位空前提高。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在演变为日益明显的多极化格局。超级大国对世界的控制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正在以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衰退，“多强”之中的大国同样以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在各个领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旧的世界秩序濒临解体，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中国何以自处？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能源战略来实现国家能源安全？
 

　　世界秩序面临空前挑战，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如果拉长历史的尺度，我们会发现，二战结束以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面临挑战和解体。

　　六十多年前，整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美国及其盟友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多个国际组织主导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建立了联合国（UN）、北约（NATO）等国际组织；在贸易领域，建立了关贸总协定（GATT），后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在金融领域，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展领域，建立了世界银行（WB）。

　　旧的世界秩序的解体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德国统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雅尔塔体系只残存于东亚地区。近二十年来，“美国秩序”遭遇了空前的挑战：

　　l         多哈回合谈判瘫痪，金融危机之后的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体系受到挑战。

　　l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IMF的错误政策和无能广受诟病。

　　l         全球贫富差距继续拉大，2009年极度贫困人口达到9000万。

　　l         全球公共产品极度困乏：气候变暖、传染病、跨国犯罪、海洋污染、环境恶化、对外援助无法落实。

　　l         金融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濒临崩溃，“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再次受到青睐。

　　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曾在其著作中说过： “美国的影响建立在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而他的盟国正是通过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机制来获得收益，并服从美国的领导。这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金融危机前后的历史表明，美国影响世界的三种利益机制都濒临解体：美元体系受到质疑，美元越来越成为各国不信任的货币；自由贸易谈判屡次受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石油价格大起大落，权力重新回归产油国。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弱化，在某些领域，美国无暇、无力掌控局面，甚至让他国占领了制高点。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中国如何自处？在我看来，中国的基本立场应该是：不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如地缘政治利益，美元地位等），不试图打破现有格局，但应利用世界秩序变动之机会，参与甚至主导某些国际规则（机制）的修改、建设，利用国际规则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如增加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需要承担国际责任，但不要成为“one of the G2”，因为更高的地位，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不是我们不想承担责任，是我们还没有承担更大责任的实力和资本。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加强中美合作。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需要继续“韬光养晦”，但一定要有新境界！

　　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建，中国获得难得机遇

　　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与变动同样以“浩浩荡荡”之势席卷全球。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全球化的强大动力之下，世界经济经历了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周期。然而，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的繁荣之梦，全球化从此逆转。

　　美国是这一轮全球化和经济繁荣的受益者吗？如果从国家利益的比较来看，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国家之间的比较，不仅要看是否比对手获益更多，还要看在外来冲击面前，谁的损失更小。我们在多年以前得出的结论：不利于霸权国家的全球化是可能逆转的。如今，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不匹配发展到极限而必然产生的现象。结构失衡导致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进而在触发因素的冲击下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性的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如果没有结构调整，仅仅依靠短期的经济刺激，那就意味着现有政策只是暂时缓解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而经济的二次探底和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

　　但是，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有其合理性，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正是分工从一国延伸至全球，经济要素得到充分流动的过程。

　　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在于“四个世界”的相互冲突，即国际收支赤字国的过度消费与国际收支盈余国的过度储蓄之间的冲突。从国际收支角度划分，世界各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国际收支赤字国和国际收支盈余国。其中，国际收支赤字国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特别发达。国际收支盈余国又分为三类：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强国；以中国、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国家；以中东产油国为代表的能源资源出口国。

　　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总爆发，也意味着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被打破，需要重新调整与平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上升，消费模式发生变化。美国贸易逆差开始缩小，贸易平衡得以改善，而中国的出口则大幅度下滑。这一变化必然促使美国重新振兴制造业，特别是满足美国人民基本生活、生产需要的制造业。这会产生两个结果：

　　第一，美国出现“再工业化”现象，减少贸易逆差，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稳定就业。金融部门的过度创新让位于制造业的创新；

　　第二，基于大量的能源消耗和货物远距离运输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受到遏制，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将会不断出现。“轮胎特保案”只是一个开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很难避免。

　　美国个人储蓄率的上升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现在还不好轻易下结论。但可以预计，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预防性储蓄的回升将至少在3年至5年内改变美国的消费格局，同时也将改变原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会推动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倒逼中国扩大国内需求。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那种外需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全球经济的调整与再平衡将成为一种强大外力推动中国经济从“向外”到“向内”的转变。这给中国提供了进行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
 

　　总体而言，短期之内，全球性的结构调整无法完成。长期而言，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依赖全球“四个世界”调整和对接。在各国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将层出不穷。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世界能源格局权力交替，中国须缜密谋划能源战略

　　世界能源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其一，进入新千年，能源市场上发生了新一轮的石油权力交替：权力从石油消费国向生产国转移。二战结束以来，工业化世界依赖稳定和廉价的原油供应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在这一轮经济繁荣周期，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需求强劲。资源民族主义的思潮之下，产油国加紧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油价高涨，为老帝国遏制新兴大国提供了机会。但是，高油价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却让老帝国遭到了更大的冲击。几年前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石油价格的持续攀升的困局绝不仅仅是供与求的暂时震荡，搅动能源领域的还有西方消费国和石油供应国之间权力的持久转移。原来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在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美国与其盟国以及其他能源消费大国正在从优势转为劣势”。

　　其二，观察世界能源格局的现状与趋势，我们无法轻松。在未来的数十年内，约有30-50亿人口将陆续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目前，发达经济体总人口约为10亿，这些经济体在工业革命后二三百年的时间内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总人口约为56亿，其中，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总人口和中东国家的人口总量接近30亿。这些经济体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集中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体行列。强劲的需求将给世界能源市场带来空前压力。

　　其三，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灾难后果要求人类必须进行一场低碳能源革命，以便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低碳经济规则将逐渐成为新的能源规则、经济规则，其含义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以危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前提，发展不仅要对当代负责，也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能源消费国必须学会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减少对能源出口国的依赖。

　　中国的能源战略，需要放到世界秩序重建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观察。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能源消费总量就大，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上升。如果今后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的话，中国能源总消费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就会从2005年15%达到2030年的1/5以上，先是超过欧盟25国，不久还会超过美国。2008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新能源尚无法在二十年内取代传统的化石能源。道达尔公司对未来能源构成的预测是，石油到2030年仍是主要能源，天然气、煤炭和其他能源三足鼎立，化石燃料占能源比例从2006年的81降到75％。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预测表明，到2030年，天然气、煤炭和核能是美国的主要能源；欧盟天然气、煤炭、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各种较大比例；煤炭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构成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清洁利用煤炭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煤炭储量丰富，煤炭现在以至将来（直到2050年或更晚）依然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能源增量依然要依靠煤炭来解决。到2050年，煤炭虽然可以降到50%~60%（目前为70%），但总量仍会不断增加。而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很难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大约只能维持在2亿吨产量左右。根据多家机构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的石油需求将达到7.6亿吨左右。届时，中国的石油进口将达到5.6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3%。中国的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仅占中国化石能源可采储量的1.48%，并且比国外产气国的勘探开发成本高得多。作为一种清洁能源，中国天然气消费潜力很大。虽然国产天然气的产量仍有上升空间，但未来天然气消费将主要依赖进口。

　　罗伯特·基欧汉曾说：“从物质含义上讲，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石油对中国而言同样关乎生死存亡。石油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石油行业是国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至今中国似乎从未有过明确的石油战略，这一战略只是内涵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能源的中长期战略之中。简而言之，中国的石油战略可以总结为：

　　l         对外：鼓励企业“走出去”，获取国际资源，保障供应安全；

　　l         对内：国有体制保障供应，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石油依赖。

　　运输安全是中国石油安全的软肋。运输安全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运输方式的安全。由于运力不足，目前国内油轮承担的运输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全部依靠外轮。一旦出现政治风险，大国可能不会选择封锁运输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对承担中国原油运输任务的国外运输公司经济制裁，这就等于封锁了中国的运输通道。

　　二是运输通道的安全。俄罗斯能源专家日兹宁曾指出：和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近东石油管道的历史证明，从1931年世界第一条石油运输管道开始使用到现在为止，八条国际能源运输管线中的每一条都曾经（至少一次）被关闭过。多数情况下过境运输出现的问题都与政治原因有关。面对残存于东亚地区的雅尔塔体系，面对似有似无的三条“岛链”封锁，面对海盗出没、航道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中国有必须要谋划地缘政治关键区域，保障运输通道安全。西出印度洋的通道不仅只有马六甲海峡，还有印尼的巺他海峡、龙目海峡、玛卡瑟海峡，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伯斯尼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泰国的克拉地峡等等。

　　运输通道安全不仅仅是能源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海洋化”的一部分，更应当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王雅平在其《中国走向海洋化》中所言，“中国走向海洋化的过程是全方位的——太平洋、印度洋、南海——既有对政治力量的角逐，又有对能源、领土等根本利益的争夺”。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六百年后，2008年底，中国海军已经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迈出了“海洋化”的实质性一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全新的“韬光养晦”理念承担大国责任、拓展国家利益；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以强烈的政治意愿深化国内改革；以对世界高度负责的态度制定能源发展战略；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保障能源安全。惟其如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够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