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要树立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

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会直接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度，但是海外布局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贡献，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从海外运送油气回国，其意义更为深远。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较为正确的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从战略上把握能源企业海外布局之路。

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是“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核心内容和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还是开展能源国际合作，都是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而扩大对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影响力和增强在国际能源治理的话语权，则是实现国家能源安全的必要手段。由此，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特别是油气大公司在海外的布局，会直接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度，但是海外布局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贡献，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从海外运送油气回国，其意义更为深远。若想全面理解海外布局的整体意义，需要我们厘清能源安全这个基本概念，并合理选择看待能源安全的视角，建立一种较为正确的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正确的能源安全观能使我们从战略上把握海外布局之路，从而反作用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概念最初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人们由于担心石油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不安全感。石油消费国组织国际能源署（IEA）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最初建立在对石油安全的理解之上，即获得足够、廉价、可靠的石油资源，当时的能源安全也可直接理解为石油的供应安全。这种石油安全观后来虽然逐步扩展为石油安全内容的四个维度，即上游资源的可开发性、中游的可输送性、下游的可支付性和消费时的环境可容性，但重点依然为供应安全。随着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内容的逐渐丰富，人们使用的能源品种从石油过渡到油气并重，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能源使用方式也从大型集中化向小型分布式发展，石油安全概念更多地被能源安全概念所替代。

能源安全的相互依赖性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的关联性逐步加大，使得能源安全的重点日益从供应安全转移至能源、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安全平衡点，实现能源安全不再只是单纯地追求供应安全，而是实现能源、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综合安全。第二，由于能源资源地理分布的非均衡性，能源资源呈现出一种全球流动的状态，推动能源资源跨国界流动的是能源贸易、能源金融、能源通道和能源技术，能源资源与后面四项构成了全球能源安全的五大要素。因此，不再有真正意义上个体的、孤立的国家能源安全，国家能源安全与全球能源安全紧密相连。第三，能源产业上、中、下游更加一体化，能源不同品种间的相互补充性和约束性也更加明显。任何一种能源资源，不再独领风骚，其价格也不再绝对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是指以关注全球能源安全为前提的彰显“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在具体实施中，着力于中国在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八国集团会议上提出的三个方面：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国与国之间加强政策协调，促进油气资源开发以增加供给，在能源需求和供给基本均衡的基础上确保稳定的可持续的国际能源供应及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确保各国能源需求得到满足；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携手努力共同维护产油地区的稳定，以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这是一种带有中国“和谐”文化特色的综合能源安全观。这种观念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能源发展历程，又体现了在能源现实发生变化后，中国对能源安全的变革性诠释。同时，这种诠释已经对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纵观中国能源发展史，虽然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使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和少量出口，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的石油需求量节节攀升，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中国石油行业与国际石油市场密不可分。同时，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增加了碳排放量，中国在遭受巨大国际压力时也积极开展各种减排措施。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能源安全观从最初的能源独立观转向能源相互依赖观，从对能源供给安全的关注转向对能源需求安全的关注，进而使中国进行海外布局的指导思想产生相应变化，体现了“零合博弈”现实主义之能源安全观向“制度合作”自由主义之能源安全观的转变。

这种转变促进了国际合作，给中国海外布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能源企业逐渐在能源合作上起到主体作用，打破了之前一贯的“政府先行，为企业铺路”的形式；与世界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为中国开展对外能源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中国在全球33个国家执行着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五大国际油气合作区，形成了中国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的全球性区域格局；初步建立了以石油、液化天然气（LNG）、天然气、煤炭、铀矿为主的能源进出口贸易体系，运输方式以油轮为主、管道为辅和少量铁路，国际市场上以现货、期货及长期购买协议等多种方式结合。同时，中国能源公司极大地提高了其自身国际竞争力。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不但掌握了国际能源合作项目运作模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作、合同谈判等方面的经验，海外投资效益不断提高，实力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用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检测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布局对促进国家能源安全的实效与作用，可以看到以下两点：首先，海外布局提高了中国对全球石油价格定价权的影响力。全球石油价格定价权是一个综合体，有众多影响因素，也有极其复杂的影响机制，不是简单的一国或几国乃至国际能源组织所能左右，只能是对其影响的大与小。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进口国，20年来的海外布局已使中国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贡献国之一。海外上游的勘探开发与生产，增加了国际石油市场的油源；权益油的获取，减少了中国国内对国际石油市场的需求。其次，海外布局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国与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国、消费国，以及国际能源组织都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是国际能源论坛（IEF）、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亚太经合组织（APEC）能源工作组、中亚区域合作能源协调委员会等十几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是能源宪章（Energy Charter）的观察员，并与国际能源署（IEA）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区域性组织也建立了合作机制。在正常的合作过程中，不断构建着中国国家以及企业在其中的话语权。

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下的中国能源海外布局之路，应更注重投资品种的多元化，更强调多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更加强投资产业链的一体化效益，更关注能源投资对被投资国经济、环境和社会安全的多重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