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看能源改革的战略高度

12月6日，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会议在北京召开，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环境部、住建部等部门和北京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今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安排部署。

今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能源产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如何理解即将展开的能源改革？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震教授。

记者：11月初，有媒体报道称，欧盟可能将结束对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补贴。而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在2020年将全国可再生能源适用范围扩大一倍。您如何看待美、欧两大发达经济体在可再生能源政策上大相径庭的做法？

王震：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较高，欧盟各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较高，导致电价过高，政府每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补贴。这也引发了德国、保加利亚等国人民举行反对高电价、高补贴的大规模游行。由于深陷欧债危机泥潭，欧盟拟停止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回归传统能源似乎是情理之中。

反观美国，奥巴马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态度是非常坚定的。据统计，如果这一目标达成，届时，美国国内将至少有1/5电能来自可再生能源。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影响下，美国虽已进入稳健复苏期，但也远未走出经济大衰退。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力推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以提高能源自给率，我认为，这是奥巴马的战略考量。

美国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其实是为其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是其经济转型的重要一环。与中国一样，美国面临着对传统化石能源严重依赖的问题，在气候问题上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因此，尽管国内经济尚未走出困境，但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使美国经济能在后危机时代获得持续增长，进而使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其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而进行的战略布局。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您认为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对于我国今后的改革有何意义？

王震：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改革。在国内，多年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自身生存环境、公民权利等方面的诉求也越来越多，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国际上，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各国既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格局亟待重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局势下，改革是唯一出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背后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来源于能源结构的不可持续。能源结构的调整，其实就是能源领域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调整能源结构是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日本的发展路径对我们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上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油价高企，石油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面临经济增长困难的巨大挑战。然而，日本变挑战为机遇，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节能环保技术和寻找替代能源，以技术创新的强大推动力来促进产业升级，使其有效应对石油危机，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

因此，我们大力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强调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和利用效率，实际上强调的是发展的技术含量。这与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要加快创新驱动的精神是一致的。

记者：去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提出，中国或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王震：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动力革命，也就是能源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来源于蒸汽机的发明和普及，这背后是煤炭取代秸秆成为主导能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普及为代表，推动了石油工业的巨大发展。如今，我们是否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在学界尚未定论，原因就在于目前还没有出现能够取代石油的能源形式。我个人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最有可能来自电力，即电力在汽车、飞机等动力工业领域里取代石油成为主导能源。

这可能意味着以电力生产为核心的能源时代的全面到来，可再生能源所扮演的角色也越发关键。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正逐步降低，但储能技术瓶颈尚未突破，如何普及到飞机等其他动力工业领域也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难题。那么，这就意味着，面对掌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历史机遇，世界各国又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就中国而言，我们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跳出“以GDP论英雄”的思维框架，通过对体制机制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技术创新，才能赢得下一轮全球经济大繁荣的先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