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向国外家卖碳量占全国三成 抢滩低碳化发展

去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无果而终;今年4月,各国将移师波恩,为年底墨西哥大会提前统一认识。这些远在天边的事,令不少江苏人牵挂:全球能否达成新的强制减排协议,影响他们的卖碳前景。

卖碳,卖的是减排的二氧化碳。从2006年向英国人卖出第一笔碳至今,江苏已向发达国家卖碳5480多万吨,占中国卖碳量的三成,占发展中国家卖碳量的七分之一,收益至少3亿欧元。

减碳也能卖钱!且慢惊叹。卖碳项目注册通过率、签发率均不到四成——入市难,拿钱难,这碳还要减还要卖吗?“卖炭翁”可以不当,但碳还得减。减碳,必须超越卖碳挣钱的利益冲动,这是地球村成员对地球的责任,更是抢滩低碳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块看起来很大的“馅饼”

走进南京轿子山垃圾场,记者竟闻不到臭味,尽管这里每天接纳千吨垃圾。

垃圾填埋发酵释放的臭气,被南京允升公司老总李建平当柴火,经管道送入锅炉房,一天烧1000吨热水,供应几十家浴室、宾馆。

在联合国眼里,李建平干的不叫烧锅炉,而是CDM项目。据5年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应以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数,在2012年前平均减排5%。推行清洁发展机制(英文简称CDM),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碳指标,则是协议提供的路径之一。

2005年12月,李建平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买方为英国碳中介CAMCO公司,第二年,我幸运拿到35万欧元预付款,预售了5万吨碳。”他说,论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力,垃圾填埋气主要成分甲烷21倍于二氧化碳,“去年烧了30万吨开水,消耗大量甲烷,折合减碳8万吨。”

而在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公司,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力11700倍于二氧化碳的HFC—23,也在炉中变废为宝。

“HFC—23是生产氟化工品HFC—22时释放的废气,以前直排,现在收集经1100度高温焚烧,99.9%零排放。”三爱富CDM项目经理蔡慧说。作为全球卖碳最多的企业,2007年4月至今,三爱富已向世界银行卖碳2800多万吨,收入5000多万欧元,200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投入早已收回。

江苏卖碳成功的项目中,3家焚烧HFC—23,减碳5370多万吨;5家新能源企业减碳约100万吨。它们把减碳成果卖给世行,卖给欧洲、日本的碳中介,再由其转卖给发达国家的排放大户。这些大户买了江苏多少碳,等于自己减排多少碳。

减碳能卖钱,这“馅饼”看起来很大。世行预测,到2012年,发达国家须减碳50亿吨,其中20亿吨要花上百亿欧元,向发展中国家买。中国已在联合国注册CDM项目700多个,占全球六成,卖碳量则占全球一半。江苏卖碳量在全国仅次于浙江,碳价每吨6—9欧元,因此,收入最低也有3.2亿欧元,除上缴国家,入袋至少1.2亿欧元。

“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难”

“钱?早呢!2007年我就在联合国注册成功,可减碳量还没核查好。”3月22日,何伟军还在等。2004年,他到无锡做垃圾填埋气发电,原想一年减碳6万吨,赚三四百万元,加上卖电收入,三年收回投资,如今却亏了600万元。

“碳交易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拿钱很痛苦。”省生产力促进中心CDM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徐杰明说,从项目注册到审核签发减碳量,关关难过。至3月底,江苏75个CDM项目获国家批准,到联合国通过注册仅29个,签发成功仅9个,注册通过率、签发率与全国水平相当。

难,难在适应漫长而复杂的审批流程。签卖碳合同→国家发改委初审→第三方机构推荐→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审批……即便花两三年注册成功,想拿卖碳钱,还得掏10万元,请第三方机构审核签发减碳量,少说又要一年。南钢2006年就签下卖碳合同,去年底才通过联合国注册。“联合国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多来自欧美,仅二三十家,而全球等待推荐注册、审核减碳量的项目几千个,效率哪能快起来?”北京汉能清能投资咨询公司任飞说。全球迄今仅交易3亿多吨碳,也折射出CDM审批之低效。

耐不住等待,经不起挑剔,当不好“卖炭翁”。挑剔背后,是审批者对规则的坚持。“每个项目都有方法学,从技术到流程,逐一对照,不符合就不批。”李建平无奈于老外不通融,“我这项目规定用途为卖热水,卖热水亏本,想配建洗衣房也不敢,怕不承认减碳量。”

难,更难在对规则的理解如何与审批者合拍。去年底,中国10个风电项目遭联合国否决,理由是:不符合CDM额外性原则,即不参加碳交易获取补偿,项目就没法运行。发展新能源,该由政府补贴维持运行。而新能源正是中国申报CDM的主力,江苏注册项目一半为新能源。省国信6家新能源电厂,5家申报CDM,现仅两家成功。

新能源入市难度加大,而占中国卖碳量一半的焚烧HFC—23,则面临出局的可能。对作为制冷剂的HFC—22,发达国家早已禁产,国内三年后逐步淘汰。江苏梅兰化工已向世行卖碳2100多万吨,公司企划处处长黄鸿儒却很担心:HFC—22禁产,何谈HFC—23?少了这卖碳钱,国内十几家同行生存都难。专家认为,焚烧温室气体,除卖碳赚钱,对可持续发展贡献很小,且体量太大,挤占其他项目获得CDM支持的机会,现有合同到期后,很难继续获准入市。

“碳交易诞生不足5年,规则并不成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CDM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敏涛说,项目是否合乎额外性,审批者未必都能判断准。但是,发达国家作为买方,主导碳交易话语权,尽管规则“很别扭”,发展中国家想卖碳,只有痛苦地接受。

为低碳化发展而减碳

联合国搞CDM,意在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预期远未达到。

发达国家买碳,更多出于利益考量:以低成本履行强制减排。世行从梅兰化工买碳,每吨6欧元,转卖欧洲排放大户,二三十欧元。这些大户还是赚了:在欧洲减碳一吨,要花50欧元。省创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军直言,这是借碳交易向中国转移减碳负担!资金转移障碍多,技术转移更困难。低碳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靠话语权抬高技术门槛,变相要求“卖炭翁”买其设备。何伟军花了1600万元,进口美国全套设备,“国产设备便宜,但达不到CDM的复杂要求。”

显然,发达国家是碳交易最大受益者:通过买碳,以低成本维持高排放的生活方式,而且,为低碳设备打开市场。专家提醒企业慎当“卖炭翁”。作为人为设计的市场,碳交易规则复杂,变数很大。因对京都议定书到期后,能否达成新的强制减排协议信心不足,欧洲碳期货价已从30欧元跌至11欧元上下。此外,不少国家发展更粗放,减碳空间更大,与之竞争,中国碳价没有优势。

为卖碳而减碳,为赚钱而卖碳,冲动入市风险已现。这几年,新能源行业一拥而上,把卖碳当“救命稻草”。国华东台风电公司卖碳27万吨,赚回2000多万元,电厂得以保本。而淮安一家秸秆电厂老总说,每年亏损1000多万元,不知能否撑到卖碳成功。“省内30多家风电、秸秆电厂,赚钱的就五六家。”常用“为地球做贡献”自勉的李建平说,亏了500万元,放弃不甘,坚持又吃力。

“减碳不能过度依赖CDM资金补偿,低碳经济不是‘卖碳经济’!”南京大学钱志新教授指出,主动减碳,将破坏生态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是企业建设生态文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尽管国内尚无强制减碳压力,但美国、欧盟纷纷酝酿设置碳关税,高碳产业前景堪忧。对传统产业进行低碳化改造,实现“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既是跨越“碳门槛”,更是抢滩低碳化发展的理智抉择。国内最大氟化工基地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卖碳3000多万吨,却只把卖碳当做低碳化发展的“锦”上之“花”。三爱富在CDM之外自愿减碳300万吨。蔡慧说,就是将来卖不了碳,公司也会继续减碳。看中这里低碳化发展氛围,跨国巨头杜邦最近以全球最先进的制冷剂技术入股,与园区民企成立合资公司,这为中国掌握低碳前沿技术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