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中国的需要：清洁技术路在何方

一面是紧迫的能源和环境现状对清洁技术的需求，一面是政府出台的各种鼓励政策，但现实情况是：民营资本在进入该领域时却处处碰壁。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还有能够获得合理投资回报的市场环境。

“中国有了环境治理的政策，也部署了很多技术，未来七八年，中国一定会不断地出现蓝天。”阿米那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威廉·莱特在9月11日举行的2014全球清洁技术峰会上乐观表示。

莱特的乐观与同行的支持不无关系。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更好地在中国推进清洁技术和低碳技术。此次峰会也将主题定为“解构中国的需要”，试图为各种技术探索出一条明路。

但事实上，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推广技术时却屡屡受挫。

“政府虽然提供了很多支持，但有些更像马后炮，而不是雪中送炭。”一位业内人士建议，政府的支持方式还有很大调整空间。

经济增长新引擎

在今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能源革命”的概念之后，对能源转型的讨论高热不退。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看来，考虑能源转型，首先要考虑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通过模型研究，王毅发现，在未来10~20年当中，中国几乎所有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都将达到峰值。

王毅指出，新的人口政策可能会影响人口总体变化，但影响不会太大，203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人口峰值或者平台期，届时我国将达到约15亿人口。煤炭消费总量有望在2025年达到峰值，PM2.5也有望同期达到排放峰值。而由于涉及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碳排放的峰值估计将在2030年以后实现。更早实现则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损失，每提前一年GDP约损失1%~2%。

“尤其是能源结构如果不调整，总量控制难以实现。”王毅指出，中国能源消耗量巨大，能源转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为了支撑新常态，王毅指出，总量控制可能对经济增长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新的产业，特别是绿色的清洁技术来支撑经济增长。

在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双重压力之下，清洁技术被认为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政策立法来推进

在环境和能源问题上，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

一个多世纪以前，著名的“雾都”英国伦敦的污染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北京，而当时的技术和投入肯定没法和今天的北京相比。“伦敦的成功显示了政策和政策执行的重要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援东认为。

胡援东指出，我国的相关政策已经较为全面，但执行层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透明度不足；第二，一致性不足，中央政策跟地方政策不一致，各个部委之间以及各个机构之间的政策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第三，政策的公平性不足，还存在选择性对待的问题。

“如果政策执行能跟得上技术和资金，中国环境治理就将有非常好的前景。”胡援东说，“在清洁技术的发展上，技术、资金、政策是三位一体的。”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行长李征则认为，知识产权问题是阻碍中国低碳清洁技术发展的一大阻力。

“投资者考虑最多的是投资回报，因此会要求清洁能源公司的创新技术和专利到法律保护。而目前中国普遍的‘山寨化’会大大损害投资人的商业利益。”李征说。

一个利好消息是，今年出台了很多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6月，全国人大审议《专利法》的实施情况，8月，全国人大在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了知识产权法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即将修订。这类政策和立法也有望推进清洁技术的发展。

王毅则指出，我国还需要学习相关的融资政策，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清洁技术行业中。

市场机制待唤醒

一面是紧迫的能源和环境现状对清洁技术的需求，一面是政府出台的各种鼓励政策，但现实情况是：民营资本在进入该领域时却处处碰壁。

WastetoEnergyCanada执行总裁RichardMcCombs指出：从试点规模变成商业化规模非常困难，中间有一个“死亡谷”——要么实现商业化，要么死掉。

低碳清洁技术行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早期投资较大、投资周期较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扶持政策。

要撬动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投资，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但很多企业反映，政府的资助并不能提供可持续的帮助。

由于政府支持条目繁多，存在“撒胡椒面”的情况。湖南联创低碳经济发展中心理事长张繁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对于清洁技术的支持是分散且零乱的，各部门各自为政，支持偏短期。他建议政府补贴应做到系统性、完整性。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总裁刘少君也认为，财政补贴对企业长期发展只是杯水车薪，没有起到公共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政府引导的力度和方式需要作一些调整。

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还有能够获得合理投资回报的市场环境。

此次参会的多位企业家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清洁低碳技术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政府应该在中早期给予充分支持，而不应该参与已经商业化成熟运作阶段的企业。

亚洲开发银行清洁技术专家顾问刘晓雨指出，应该把选择权和决定权交给市场。政府资金不应补贴给企业，而是补贴给产品的终端用户，从而引导、帮助企业在早期打开市场。一旦企业有了正常的造血机制，可以进行市场化发展之后，政府就应该退出。

对于业界最为关心的如何改变政府财政资金与唤醒市场机制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能源解决处副处长王德回应称，全国人大近期修改的《预算法》将会有效解决国家财政资金与产业发展有效对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