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丽：中国启动湄公河危机公关

如果不是一场大旱，中国和湄公河下游东南亚五国之间久已积聚的矛盾，可能不会爆发得如此猛烈。

这场干旱不仅让中国西南三省区遭受重创，也让湄公河两岸依靠该河生存的6500万东南亚人民饱受其苦。中国政府将这场罕见大旱归因为气候变化。但湄公河流域的很多居民认为，中国在湄公河的上游—中国境内的澜沧江上修建的数座水电大坝加剧了干旱。

中国在河流上游修建巨型水电大坝是否对下游水量造成直接影响？按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4月上旬在泰国华[0.25 -0.81%]欣举办的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上的表态，“湄公河水位降低与中国澜沧江水电开发无关”，这种指责“既无科学依据，也与事实不符” 。

中国政府这一表态当然在预料之中。暂且不论其是否属实，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下游民众为何如此不喜欢中国的大坝？

关于大坝的争议和矛盾，从中国于1992年修建澜沧江上第一座大坝—漫湾大坝开始，便没有停歇过，并且随着其余几座大坝陆续建设而愈演愈烈。2008年，湄公河数个国家遭受历史性洪灾时，中国的大坝也成为被责怪的对象。

一位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认为，除去技术角度—建坝自然会对下游产生一定影响，也需要从社会心理层面去理解。首先，这些国家面对的是一个政治巨人，而这个巨人又恰巧掐住了他们的上游。湄公河流域国家一年只有两季，就是旱季和雨季。他们对神灵和自然有着宿命式的恐惧。那里的不少民众在非政府组织影响下，已经根深蒂固地对中国产生对立和不信任情绪，有很强的受害者心理。

正是意识到这种矛盾的加剧可能演化为政治上的麻烦，中国不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宋涛率领的代表团出席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而且同意加强和地区伙伴之间的合作，并向下游国家应急提供云南境内的景洪和曼安两个水文站的旱季水文资料。

成立于1995年的湄公河委员会目前包含四个会员：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和军政府控制的缅甸虽多次受邀，但至今未加盟。上任仅一年多的湄公河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英国人伯德(Jeremy Bird)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支持中国政府的解释，认为不能说是中国境内的大坝导致了下游的干旱。他同时表示，中国愿意提供两个水文站的旱季水文资料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此次湄公河委员会借大旱之机召开峰会，也正是希望借势推动中国加强合作，提供更多的水文资料和数据，以便下游国家及时掌握讯息从而采取防范措施和行动。

中国计划在澜沧江上建八座大坝，目前已完工三座，另有一座高294.5米、目前世界在建的最高拱坝——小湾水电站将于明年竣工。下游国家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提供小湾水电站的水文资料，因为该坝的蓄水状况对下游水流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几个坝都要大。

近几年来，中国在跨境河流问题上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日显。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便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在建坝问题上，中国同时面临着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压力，尤其是泰国和印度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的国家。

中国已经在转变。数年前，中国向湄公河国家有限地提供了部分大坝的雨季水文资料。去年，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一个关于湄公河流域的会议，允许境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到场旁听和抗议。

但是，在跨境河流的问题上，中国的危机处理只是开了个头，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有国内学者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行动基本上限于对方的国家层面，而未到实地调查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民众，了解他们“是受苦还是得益”。日本则把调研工作做到了村里，凸显出两种不同的思路。该学者认为，由这次干旱事件引发的矛盾大爆发或许可以逼着中国政府一层层往下走，若能如此，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跨境河流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带来极大隐患。美国太平洋[17.79 1.89%]研究所水资源分析师格莱克(Peter Gleick)在其博客中称，尽管中东有着最长的和水资源争夺相关的暴力历史，但他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亚洲，“在那里，污染、人口的大量增长、大规模的移民，对水的低效使用、有力机构的缺乏，以及无比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了一个动荡的形势。”

作为数条跨境河流的发源地，中国也有责任和义务保持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毕竟，它涉及千万人的生存和后代的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