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式降级”官员问责的开始

什么是“断崖式降级”?它对官场会有何种影响?让我们先看两个根据现实生活的真实事件演绎出的故事场景。

场景一：一家国有大型奶粉生产企业，很多婴儿食用后被诊断出患有肾结石，原来奶粉中含有工业原料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全国震惊，经过调查发现，在奶粉中使用三聚氰胺的还不止这一家，几万婴儿受害，也有死亡个案出现。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这家国有大型企业所在市的市长也被撤职。几年后，被问责的官员“复出”，担任了级别较高的重要职务。

场景二：某省主要领导提出了个“一号工程”，全省要大搞植树绿化。本意也许是好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好大喜功，成活率低，以及弄虚作假等。后来，该省主要领导调走了，作为一号工程主导者之一的该省林业厅厅长也升任政协副主席。中央巡视组来了之后，查出了一号工程存在的问题，启动问责，这个政协副主席被免职，并降级为正处。

两个场景一对比，大家都很清楚，和以前不一样，官员一旦被断崖式降级，那么“复出”的可能性基本就没有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以前的被问责官员“复出”，虽然不能说没有依据，但的确是饱受质疑。问责不是找替罪羊的游戏，临时顶缸，他时再补偿。如此这般，问责的严肃性何在?那只能让老百姓更加变成“老不信”。

断崖式降级，把这种官场游戏给叫停了，让问责文化开始扎根。

需要澄清一下的是，断崖式降级是媒体的形象说法，纪委系统的正规说法是“断崖式处理”。不久前的中纪委六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专门问到了这个问题。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具体回应说：在纪律审查当中对严重违纪的被审查人，按照规定给予党纪重处分，比如说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同时在职务上进行重大职务调整。比如从省部级降为局级，有的降为处级，有的降为科级。也就是说，所谓断崖式降级，就是党纪上重处分，职务上作出重大调整。从省部级到科级，对于官场中人来说，说是断崖并不夸张。即使是降到局级，对于过去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弊端而言，也是力度颇大的矫正。

发布会上还提到，断崖式处理是中纪委提出的四种形态的一种。四种形态，最早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去年在福建调研时提出的：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断崖式处理，就是这里说到的第三种。

据统计，自十八大至今，已经有10名省部级干部遭到断崖式处理，除了中管干部，地方上处理的就更多了。值得注意的是，看看遭受处理的案例的违纪事实，很大一块就是失职、渎职等，比如国有资产流失、为子女谋取利益等。相较于自己贪污受贿，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并不低，过去人们多关注贪污受贿的天文数字，其实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同样大甚至更大，但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处理起来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10多年前，笔者曾经专门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剖析了当年著名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他指出，长期以来，贪官成为过街老鼠，而昏官似乎还逍遥于口诛笔伐之外。其实，从各方面看，昏官比贪官更可怕。王怀忠栽在“贪”字上，但假如他不腐不贪呢?“会不会继续‘开拓’着，继续升迁着，继续向上下左右示范着，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昏官之祸甚于贪官，就在于人们往往把发昏当作开拓精神热烈拥抱——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10多年过去了，从遭受断崖式处理的官员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反问真是振聋发聩。

这反映了问责文化的缺位。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现代国家有三个要素，法治、国家能力和可问责。从我们的实际情况看，这三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能力是很突出的，甚至被当作中国模式，法治也成了国家重大战略，而问责文化相对薄弱。

最近中央领导人提出一个重大论断：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怎么理解人心?人心不复杂，从人性角度看，人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要合理化解释的心理需求。这是问责文化的最深层的人性根源，社会上发生不好的事情，人很自然的需要一个交代，或者说一个说法。所谓失去人心，不是因为发生了坏事，而是在发生坏事后没有人负责。问责文化，并不高深，就是给出一个合理合法的说法或者交代。不客气的说，我们很难指望，一个问责文化稀薄的社会，大家的公德会有多好。这也是古代先贤们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道理所在。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看看现实中的例子，天津大爆炸后，安监总局局长落马;股灾发生后，证监会诸多要员被查;台湾大选后，国台办一个副主任接受组织调查，这些事情的发生难道是偶然事件，没有内在逻辑联系吗?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