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

直面全球经济“沙克尔顿时刻”

聚焦中国城市经济迭代升级

从市场经济到共同富裕

看懂中国经济基本逻辑

《中国经济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回望2021至2022上半年经济走势，在剖析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梳理2022年经济动向与发展新亮点、新机遇。

全球经济危机四伏，经济发展的引擎逐渐动力不足，而逆全球化思潮、疫情、局部地区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断裂，恶化了本已严峻的能源危机。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必须应对这些挑战，并完成自身的重大历史转折——扭转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更要从过去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全书探讨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经济“双循环”、医疗产业转型、“双碳”背景下新产业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国内消费趋势、企业新机遇等。本书实例丰富，分析透彻，带领读者把握机遇，打开未来发展新局面，适合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也适合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中国经济“自转”

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峰回路转背后有着看不见的规律。具体而言，政策主要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调整。

其一，经济景气度。诸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等，皆是衡量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数据高低，政策的松与紧就会相对明显地体现在金融(货币、信贷)政策上。

其二，增长潜力情况。GDP一旦偏离5%—6%的区间，政策就要作相应调整，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2年(与2019年相比)平均增长6.1%。除规模以上企业，中国还有更多承载就业的中小企业，2021年12月PMI明显回落至46.5%，创16年以来同期新低，小型企业景气水平依然偏低。因此围绕中小企业，相继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其三，经济结构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在于总量规模，还在于结构状况。如果存在剪刀差，就存在发生经济体制性改革的空间。比如在市场煤与计划电、一手房与二手房、PPI与CPI、国企与民企的绩效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剪刀差。剪刀差因制度性、体制性问题而产生，当反差太大让现有制度难以为继时，就会引发伤筋动骨的改革。

其四，社会稳定程度。稳定高于一切，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此时，“稳”字当头，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经济稳，则人心稳、大局稳。

其五，规划目标差距。如果离规划目标尚有差距，就会加大政策力度。

以上五大问题由此共同构成政策变局的回归均线。

进一步而言，政策围绕景气、潜力、结构、稳定、规划“自转”，并不断调整纠偏。

首先，基于政治的本质——左平右衡，寻找均衡点。其一，纠偏是基于当前稳增长压力骤增的客观环境，“稳”和“变”之间，天平稍向“稳”倾斜。其二，纠偏是长期战略执行过程中曲折性和周期性的体现，是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其三，长期来看，纠偏绝不意味着开倒车，对应到投资上体现为“战术上灵活调整(交易性机会)”与“战略上保持定力(趋势性机会)”的叠加。

其次，需要考虑政策的成熟度以及改革的科学度，即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过程中的叠加连贯以及彼此对冲、前后呼应，而不是片面的、部分的、单一的突进或调整。

最后，还需考虑被调整“对象”的预期反应，类似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管理。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趋于无效，也就是说政策在实行的初期可能有效，但是当人们理性预判到政策目标的时候，就会采取相应的行为，削弱政策的作用。如“年终奖”税收优惠再延长2年，即是例证。

经济周期有自己的规律，而政策层面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把经济本身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政策就是一个外部变量。毕竟政策调整主体与调整对象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当然，在不同阶段，政策波动调整的主轴会有所不同。了解过去这些年政策变动的原因，那么未来政策又将如何变动?中国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反复提及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又将围绕新的更为深刻的四大问题波动。

第一，对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覆盖一切，更不能走上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尤其在医疗、教育、地产、金融等“特殊行业”必须保持边界。从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着眼，收敛市场化、资本化，推进社会经济是未来政策调整的主线之一。

第二，完成国家终极统一。在很多人观念中，国家统一只是台湾的回归，但还有一种统一是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如果说计划经济曾经一统中国，而当下市场经济却在地区藩篱、行业屏障中存在差异。“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第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2021年中国GDP为114万亿元，人均GDP为80976元，接近世界银行拟定的高收入标准(12275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1年中国GDP上调至16.86万亿美元，美国GDP有望达到22.94万亿美元，中美GDP之比从2018年的66.4∶100上升到2021年的73.5∶100，成为近百年来与美国最接近的国家。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时，中国将在规则、制度等方方面面作出调整。

第四，百年变局真底牌。当工业经济走到环保的尽头，市场经济走到最高阶段，未来已无路可走，两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依赖的两大支柱被悉数抽去，百年变局骤然而至。中国体量太大，需要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上率先变革。围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的政策调整已经展开，例如“双碳”目标。

物理学家薛定谔曾言：“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变得无序，即熵在增加，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负熵为生。”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即熵)会不断增大。对国家亦是如此，中国目前基本是处于熵增的耗散结构状态，但中国经济还在围绕世界经济“公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缘，而“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将提高“公转”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