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绿色GDP 核算 建立社会公平与物质公平

绿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的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

2006年9月，国际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引起了深灰的巨大关注；但在近日，有新闻报道称，2005年度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近期难以出台，2005年度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已在去年年底完成并提交，污染损失和GDP扣减指数比2004年报告要更高。

这份报告的最大突破点，是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

关于绿色GDP争论，从2004年项目启动时就一直不断。《能源思考》就此专访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我国著名的能源专家周大地，请他就绿色GDP和节能降耗、资源配置、能源价格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他的观点和看法。

周老师在专访中指出：尽管绿色GDP核算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我们应该继续推动绿色GDP核算，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生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化问题和经济成本；我们应该搞一些创新，要解决如何在环境可容纳的条件下、资源可持续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公平、物质公平和物质极大丰富。

《能源思考》：请您谈谈绿色GDP的内容，绿色GDP核算的背景和意义？

周大地：个人来讲，现在还没有进入这方面的研究，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和外国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不断完善的概念。原来国际上主要考虑到各种资源包括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它主要强调当代人的过度使用资源剥夺了后代人的使用权利，强调“代间平衡”。

我觉得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讲，不但有“代间平衡”，本代人之间、人与自然也都不能很好的平衡，所以提出了“绿色GDP”这一概念。GDP的特点是用可以商业化的、可交换的、可商品化的所谓附加值问题来作为它的计量工具。现在来讲，世界上也还没有找到另外更好的，或更全面的来反应经济活动规模、经济活动产出的体系，尽管大家对GDP本身还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GDP确实还有很多地方不能覆盖，因为是不是任何东西、包括亲情都可以商业化呢？比如说中国大家庭之间的相互照顾，这很难用金钱来计算，在服务业中很难反映出，一个社会有不同的组织，很难量化。传统GDP中，今天你把这沟挖了，明天添上了，后天再挖了，只要有人掏钱，它也算GDP，至于它是否产出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否积累都不管。

GDP核算的前提是所谓市场最优配置资源，人们不会办不赚钱的事、经济效益低的事，市场是实效的，在这个前提下，只要计算它的增加值，就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实际上，特别是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所以有一种追求更快GDP增长速度这一倾向，这个倾向不能完全说是错误的，毕竟中国是需要经济高速增长来实现我国工业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同时GDP核算没有有效的计入争取GDP过程中究竟付出多大的环境资源的代价，这方面的计算和价值化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有它特殊的重要性。我个人感到，中国在过去来讲，在物权方面，特别是资源环境权益，土地、矿产、水、植被，我国过去这方面是很模糊的，都是计划经济资产分配。比如说刚解放的时候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后来合作社公社化后又把土地收了上来，后来家庭承包后又把土地使用权承包了下去。矿产资源从来都是国家所有，但环境资源类的从属权问题还处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自然资源使用费、占用费、资源税是非常低廉的，或是根本没有，长期是靠批准，许可证一批了，你就拿去用。这种情况使我国大量资源成本使用费用偏低，这块成本没有计入必要的价值链。

由于过去环境、河流、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归属问题模糊，那么现在谁来主张这些环境资源这些权益呢？在我国存在这样的情况，环保局既是环境管理局又是保障经济发展的机构，所以，地方上很多时候不能依法办事。现在环境破坏使得所有相关人的利益都受到了侵害，大量的环境恶化使得相同的疾病群体爆发，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日本的“痛痛病”，这是重金属污染的结果，一直打了二三十年的官司，因为有些影响时间很长，一开始无法很快的甄别出来。我国目前环境质量下降，污染程度非常严峻，在中国大搞工业建设的地方空气大多是脏的，地是黑的，水是臭的，这方面确实很严峻。

在这种前提下提出绿色GDP这一概念，使用定量的方法来评价，究竟在我们经济发展之中，我们付出来多少环境代价。社会财富不能光是以黄金计算，人们除了要花钱外，还要有优质的食品，清洁的空气，这是生活的基本条件。不能赚了很多钱，还要花很多钱吃药，来维持生命，来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后果斗争，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开始了由一个解决温饱问题的、一般小康生活问题进入全面小康的过程。中国已不是七八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现在是衣食基本上没有问题，住行逐渐改善的过程。

现在很多地方在搞奢侈型消费，在相当一部分社会阶层里面，人们进入一种奢华型消费过程。同国外相比，中国各地都能找到餐饮中心、娱乐中心，而这些国外很少见。国外的一般白领、公务员应该没有机会到这种地方去消费，而中国的政府官员、企业集团工作人员很多去这种场所。所以中国的消费已经存在将往哪边走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考虑环境投入、资源投入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财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成熟的可以进入商业统计或者说税收统计的绿色GDP的估算方法，因为GDP的统计也是基于商业体系、税收体系、财政体系、诚信体系等间接监控测算所得。

绿色GDP核算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由于真正弄清环境污染、自然破坏的情况，并把他们量化的工作量很大，数据的获取较难，不能是抽样性数据，而是需要统计数据；另一方面也可能暴露某些省某些工作的缺陷，本来有些省看起来GDP很高，但是一看绿色GDP成绩不好，他们就感到绿色GDP是把自己的毛病找了一堆；另一方面究竟这算出的绿色GDP值，能不能拿出来见人，存在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感觉绿色GDP还应该继续的推动。

此外，中国应该搞一些创新。中国这个社会的优越性应该是有两方面的，过去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分配上，不要贫富差别，不要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要社会公平。但实际上在现在这个社会里，特别是世界人口到了65亿往70亿走的这个时期，其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你想搞社会公平的话，你怎么解决公平以后这些人的环境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的权益。

过去的路子是少数人能够得到资源，因为有钱，干什么都行，绝大多数人穷，尽管他们不反对所谓的机会平等，但机会公平不等于事实公平。这也是西方经济学里强调的一点：你要想好，我给你机会，但不保证你好，这是形式平等。实际上，在事实看来，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的，因为在这个市场的交易下，发财的永远是少数人，尽管随着社会的提高，特别是把艰苦劳动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少数发达国家可以相对而言使这个国家整个生活水平较高，但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来讲，不单是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还要解决如何实现这么多人，不单是中国还有世界各国那么多穷人也要实现物质上的丰富，所谓的物质极大丰富。而且，物质极大丰富如果按照过去的那种高消耗、少数人搞物质消耗这样的模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中国的创新不但要在公平上解决问题，而且要解决如何在环境可容纳的条件下、资源可持续的条件下，实现物质公平和物质极大丰富。物质极大丰富不应该是，像有些宣传的，什么都要最豪华的、最浪费的方式，而是应该和这些方式作斗争。

《能源思考》：在资源配置过程市场和政府各应扮演什么角色？

周大地：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基本概念是用Pareto最优（编者注：Pareto最优状态指的是所有人的利益增加必须以他人利益减少为代价的状态），是在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前提下，投资会向最能创造附加值即利润的地方流动。随着供需条件的变化，如果供应太多，它的边际收益会下降，所以它会抑制更多投入，这是理论概念。

但实际问题是价格的合理化问题是否真正能得到解决？在环境经济学中提出了很多外部性问题，包括矿产资源价值化问题、包括环境质量、环境容量价值化问题。它们的价值化是不是足够，如果不够，那么在市场配置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价值就没了，如果没了价值，那么它的优化就会出现错误。

如果说环境价格足够，那么你破坏环境你就付出成本，这样的话环境资源就进入所谓的优化过程。如果破坏环境没人来掏钱，而且这个成本在短时间内由于质量下降的影响，没有进入当时的经济链条，那么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中对环境价值、资源价值就没有考虑。

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城市持续的盖下去，结果交通就特别困难，空气特别差，水也污染，这个地方的东西就特别贵，人们就不会想着地方来。房子又贵，交通不好，空气又脏，那么这个地方就逐渐会不好。实际上在西方很多城市出现过这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城市的中心就没人愿意去，这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经济惩罚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市场这只手就是杀手。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在自由配置这个问题上，如果想利用市场这一力量，就一定要使资源价值计入商品价格，但这些在矿产土地利用成本资源方面还非常不完善。

过去资源利用是审批制，它的成本就成了一种灰色成本，甚至是买通地方官员和你共享好处。个人得到好处而广大的人民不一定得到好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煤矿挖掘中，我们现在批一个煤矿给某个矿主，只考虑地下资源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讲地面的农作物、农民承包的山、水、土地很少考虑到，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开采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农民的地上附着物造成损害，而农民在很多时候无法获得赔偿。农民祖祖辈辈住在那里，在下面开采矿产资源是否应该征得农民的同意，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现在，往往是从政府获得审批和许可就开始开采，而很少顾及农民的利益。这些问题，很多都是在价值链上没有理清的问题，我认为应充分保护农民的权益，地面资产共享人的权利，包括景观的权利。

为什么中国搞了十几亿吨水泥，比别的国家多很多倍，就是我们挖山很容易。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源成本太低，中国才走上了低效高耗的工业道路和低效高耗的生产模式。日本很注意保护他的环境资源，日本森林覆盖率达70%，要想在日本炸山弄点石头很不容易。而我国在矿山环保管理方面才刚刚起步，生态恢复还没有开展，在这个条件下，才使得矿产资源太便宜。有些人觉得这是发财的好机会，挖河沙、采矿石，设备落后，回采率低，还认为比种地强多了。而以后造成水土流失、泥石流、滑坡等问题。如果这种环境外部性不能充分内部化的话，资源配置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所以要研究人们最终消费提高了哪些，在西部，很多外部投资建设高污染的厂矿，水、空气、土壤污染了，农民还在种地，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种靠破坏环境取得的经济发展究竟对当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什么益处，或者说现在钱多了，但生活环境比以前差多了，生活质量下降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绿色GDP实际上可以促进我们对什么叫做高质量的生活，特别是广大老百姓的高质量生活的认识。

对政府来讲，要转变职能。过去我们以政治斗争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目前，我们又搞了二三十年了，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还是以78年以来八十年代初期的认识来搞经济建设，而应投入更多的力量解决协调社会发展的问题，包括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协调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往社会公共福利、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这方面发展，政府不应是企业家的代言人。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现在发展经济的劲头很足，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把土地、资源发掘出来变成钱的劲头很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没必要再无偿地把资源拿出来鼓励经济发展，政府应更多在保护环境、社会公共福利、资源保护方面多做工作。

《能源思考》：今年很难达到节能目标，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对策？

周大地：GDP能耗的下降，我认为制定的非常英明，20%是不是最科学，我个人认为不要这么看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20%的目标，不但对中国自己是重大的进展对全人类也是贡献。没有完成目标，尽管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必然性，必然性不是说20%的目标实现不了，提的不对，而是说实现起来必须有变化，你想统统的不变，照着过去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这条链子接着走就能够稀里糊涂就能够实现20%是不可能的。

有很多人现在不想改，觉得过去我们这样发财挺好，凭什么让我们改呀，所以现在也有人认为重化工阶段那样消耗是正常的，现在就是要搞住房消耗，汽车消耗，凭什么要改。中央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思想上没有接受，我个人认为没实现目标正说明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实现目标是不容易的。

所以具体怎么变，除了现在层层目标层层分解外，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节能不光是发改委的事，产业政策，资源管理，税收，包括进出口这些重大的政策调整都应相应的进行。没有这些重大政策调整，就等于说，一边使劲给油门往前冲，另一方面还想刹车，这怎么行？所以这种情况下肯定要有相应调整。比如说，现在出口这么凶，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个人认为，过去不出口是不对的，但现在这样鼓励的这么大量的用中国资源的条件下，为国外提供廉价的产品，用低价的、以低环境成本，这种代价去促进外销，不是说环境搞的好，而是环境收费太少，这种政策要调整。我们说要内需为主，但是内外企业的待遇不一样，内外销产品的待遇都不一样，外销产品可以平均免税13%，而内销没有，这种经济政策促使商品外流，而外国正是看中中国商品便宜。这些政策都应进行相应的调整，现在很多部门还没有把节能减排作为自己的事，少数政府部门着急的不行，多数部门觉得和自己无关，过去的税怎么收现在仍是如此，仍是促进外销，认为与自己无关，或是即使调整也不能动了自己的大方向。这种政策的不协调我认为是没有完成目标的重要因素。

二是认为市场导向不下功夫不行，我觉得今年很关键，一定要把节能降耗问题抓起来。一方面从技术上做工作，政府应在技术服务上有很好的投入，现在有些企业想节能可是不知怎么办；另一方面节能牵扯很多技术改造问题，牵扯很多新建企业的技术问题，这方面要赶紧做工作，现在有这种情况：问题很多，可是不知怎样落实，这方面既缺钱又缺人又缺体制，又没有合适的人去做。过去在节能方面投入太少，现在中央应把问题一个个落实，中央如果仍不落实，该拨的钱不拨，该干的不干，拘泥于过去的条条框框，一个事3年不一定出个成果，那么这事还是很费劲的。弄不好技术工作不搞，企业统计又不行，现在就开始修改数字了，这就比较危险了。

《能源思考》：请您谈谈油价和资源价格问题？

周大地：国外价格在2007年会在相对高位上波动的一年。但是我觉得价格上冲的动力不是太高，2007年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目前预测是有所放缓，那么能源压力会降低，这是价格下行的主要动力；但是其它上推动力，包括供应方面也在做积极准备。所以这个供求双方博弈的过程，油价上去了，不太容易下来。

国内价格我认为不管国际价格如何变化，因为应继续推动资源的有偿使用，推进合理的资源税收，特别是煤炭。以山西的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为试点取得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山西提出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也就是把资源的外部成本逐渐收回来，现在收的很不够，因为现在还没有治理的标准，它只看到可能带来的代价或可能的治理成本或消极的费用是什么，还没有考虑矿山真正应该复垦到什么程度，矿山土地降解的问题、环境资源能不能不破坏等等，这方面作足够的研究，我觉得这方面还要继续下去，如果从资源管理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成本逐渐的把它落实到内部化的话，中国的煤炭的价格要比现在高得多。当然煤炭的市场价格也可能出现波动，但是如果煤炭价格下行的话，正是中国资源成本价值化的好机会。

周大地，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46年出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环境工程专业，硕士。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能源研究所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智囊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