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政策思路

我国已经顺利越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劲，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逐渐弱化和消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把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市场为导向，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中国工业化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使命

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体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我们在工业化时期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培育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不少企业的“块头”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但致命的弱点是大而不强，制约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企业缺乏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在内的软实力。

工业化时期是培育具有全球意义领先企业最有利的时期。国内持续、巨大的需求，为造就世界级企业奠定了基础；巨大需求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但是，快速发展的过程并不必然能成长出强大的产业和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在接受中文网站采访时曾说：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中国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国外专业知识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中国与日本甚至韩国不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创新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这一评论值得我们思考。

韩国和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资本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中锻炼出了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造就了世界水平的企业家，并由他们带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企业。如韩国的李秉哲和他的三星、郑周永和他的现代、朴泰俊和他的浦项；如台湾地区的王永庆和他的台塑、施振荣和他的台基电、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高清愿和他的统一集团等。我们应当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2、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劲，外延式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充分显现。现在，中国需要进口什么，国际价格大都上涨；中国能出口什么，国际价格大都下跌。进口价与出口价的“剪刀差”表明财富的外流。

当前，在传统的比较优势迅速衰落的同时，新的、以智力型人力资源为主要内涵的比较优势逐渐显现，这使我们站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这种比较优势，来源于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产业工人培训程度和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研究生规模扩大，企业技术创新意识的逐渐增强和研发投入的较快增长。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综合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成了我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空间。而在那些需要大规模市场和强大产业化能力支承的新兴产业领域，例如高速铁路、超高压输变电、风电、新型核电、超级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我国已经显现出较强的产业发展优势。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例如华为、中兴、腾讯、展讯、和利时等企业正是利用中国廉价、聪明、勤奋的工程师创造的研发优势奠定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地位。而比亚迪、三一重工等则在智力与劳动“双密集”的行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正是看中了中国廉价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意味着我们有庞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后备。

比较优势的变化，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

3、 自主创新需要“倒逼机制”

创新或不创新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选择。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离开市场力量的“倒逼机制”，转变增长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经济因素是生产要素价格、环保成本、竞争程度和用户需求水平。在生产要素充裕，而且价格低廉、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寻租机会时而出现、市场竞争不规范的情况下，企业往往愿意选择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和低成本竞争的战略。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环保监管从严、市场竞争充分、需求条件挑剔的情况下，优胜劣汰作用强化，多数企业会逐步被“逼上”创新发展道路。

按照一般规律，资源稀缺度增加，价格上升，企业要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或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样，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逼迫企业要么创新工艺降低污染，要么改进技术减少治理成本，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这样，“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就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伴随这一过程，就是信息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要素稀缺程度加剧和环境监管从严条件下，市场作用与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

近年来，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等的压力都在迅速积累。但是，这些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还可以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订单、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多数企业依然继续追求速度和规模，不愿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不愿冒险技术创新。

实践证明，宽松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却会调动人们的潜能。

4、产业升级重在发展模式转换

现在，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产业规模、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落后。企业在扩张产能的投资严重过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即便对引进的技术，往往也以“可以使用”为限，没有足够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进、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未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技术能力，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

后发展国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从公开市场获得先进技术。即便只是二流技术，但仍至关重要。把握得好，可以从消化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完成一次次学习的过程，并为日后的技术赶超做准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到技术输出，大约经历了25年至30年。我国大规模技术引进已经20多年，到了转型升级的时候了。

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力的爬坡。意味着我们要从长期熟悉的，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的经济活动，升级为主要依靠自主技术来源、主要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的技术发展为先进的产品，进而实现产业化，打造产业链，成为一个新兴产业。

实现这一变革的核心要素是创新能力；产业升级的本质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

提高制造业竞争力，除“制造”环节本身外，必须找准切入点，掌握具有战略特质的核心技术，形成对产业链中最具附加价值和影响力环节的控制力，进而站到产业竞争的领先地位。因此，政府和企业关注产业升级的重点首先要聚焦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掌握核心技术。技术受制于人，就没有出头之日。

进入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阶段后，过去30年我们长期依赖、最为熟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高生产率的设计、研发、品牌、营销、产业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

5、中小企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在发展传统产业的过程中生产了“大企业崇拜症”。多年来，结构调整的目标往往是“压小让大”。把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立起来、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立起来的理念和做法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

技术变革存在不确定性，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

在革命性新技术出现时，大企业往往因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存量资产的拖累而踌躇和犹豫。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机会，愿意以更高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推进新的技术变革。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国外对我们高度封锁的超高速局域网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纳米级锂电池正极材料等都出自于民营科技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从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还是新能源汽车，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在一项或一组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附之一个庞大的技术群而发展起来的。其后续发展还需持续的技术来源不断完善产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一，它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技术来源；第二，它是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的主要力量；第三，它是围绕新兴产业开拓增值业务的主力；第四，它是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市场的主角；第五，它是新兴优势企业的生长点。

在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小企业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对新技术和市场最为敏感、创新活动最为活跃、最敢于冒风险一只生力军。技术创新是一个是错的过程，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中小企业是试错成本最低的一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是以自身的“生和死”在充当着新技术、新产业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进行着铺垫。但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一些产业被国家重视时，政府就会制定产业政策，设定发展目标、设立进入门槛作为提供资金、税收等支持的条件，而中小企业往往被排斥在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忽略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

与我们的政策理念不同，发达国家把大量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看作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基于它巨大的正外部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借助市场力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2000年，《欧洲小企业宪章》提出，“小企业是欧洲经济的中坚力量”，“只有把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到优先议程，欧洲试图在新经济中引领潮流的努力才能成功”。

我们应改变政策理念，应改革传统做法，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并认真解决政策歧视、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等发展瓶颈。

6、产学研结合、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结合

在追求创新的发展过程中，仅有产学研的结合是不够的，只有加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互补与合作才能形成高效率的创新生态。现在，对“产学研”结合讨论和关注较多，但忽略了中小企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难以有好的结果。

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长链条中，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

大学是当代知识创新和前沿高技术最重要的源泉。大型企业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在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敏锐地是扑捉全球相关技术信息、善于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并有能力将新技术集成于特定产品。

在我国，大学与企业“两张皮”，科研成果与产业化过程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将创新的知识转化为可应用技术的纽带。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和技术骨干大都来自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并通过多种形式与其保持联系。这就使它们可以较方便地获取技术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科技企业另一头连接着市场，它们迫于生存的压力比任何大企业都有更强的动力吸纳创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甚至一些创业者就是为使某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价值而“下海”的。知识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空档恰恰就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动的广阔天地。他们一边吸纳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通过再创新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最终产品，或可应用的技术；另一边，以大量的、多样化的转化成果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

产学研结合有多种途径、多种机制。但一般而言，这是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利益结合。这种结合不是靠政府来安排，而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各自发挥优势，自由选择的结果。

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规制应当促进产学研各方都能扬长避短。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规模化生产；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集聚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可以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生动局面。

近年，跨所有制的壁垒、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割裂有上升的趋势。一些垄断企业自行扩展垄断链条，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体制内部建立产业联盟，形成配套。如电网企业把“网”的天然垄断性延伸到输变电装备、施工、电缆；央企在内部建立电动汽车产业联盟，整车、电池、电控、电机自成体系。一些大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也倾向搞封闭式、大而全、不求人。

大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和技术转化成果的市场，这个市场空间没有很好放开，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作互补的局面未能很好形成，导致创新体系的结构性低效率。不仅使大企业创新成本上升、周期加长，也迫使小企业做长产业链，招致创新创业的成功率下降。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菲利浦、近年再起的苹果等公司等，都是在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全球领先地位的。

7、增长方式转型要求政府职能转变

总体上看，我们的体制环境比较适合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还不太适合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近年来有企业反映，干实业的干不过搞房地产的；搞创新的干不过盗版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干不过高消耗重污染的；干实体经济的干不过搞虚拟经济的。因此，向创新驱动转型，我们还面临许多体制、机制问题。

我们在目标导向、投资驱动、引进技术的追赶期，以政府的动员能力、举国体制、调配资源、组织指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进入市场导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期，产品研发的方向、技术路线、投资规模、营销模式等都是风险较大的试错过程，政府无法准确预知未来，也无法承担相应的后果。此时，只能靠企业家的睿智和胆识去决策和突破。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创新是否成功要由市场评价，创新成本的收回和溢价变现也得靠市场。因此，政府不能用追赶时期的管理方式推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必须从主导产业发展的角色中逐步退出，重新定位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通过调控市场引导企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自主决策并承担风险；市场则为创新提供动力、平台，并使成功的创新获取更高的收益。

在调研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各地政府对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感很强、决心很大、工作的力度很大。但值得研究的是，用追赶时期强政府干预的做法能否实现今天的目标？总的感觉是，政府主导、GDP拉动和项目导向的色彩过于浓重。政府制定产业规划、确定目标、认定项目、选择依托企业、制定GDP增长指标、实施倾斜政策、进行督导和成果评价等做法，使企业的主体地位很难到位。包括市场准入在内的行政审批制，使市场的引导和激励作用随之减弱。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政策的做法，使每个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企业间形成了所有制鸿沟，使得公平竞争环境难以建立。政府管的太多，包的太多，优惠太多，企业就会产生依赖，遇到问题向政府伸手、甚至寻租。GDP拉动鼓励的是规模扩张，会抑制创新。

以此，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就是的政府职能和行政方式必须转变。十八大把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非常准确的。

8、创造造有利于聚集创新资源的区域经济环境

建设创新型城市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看能不能有效聚集创新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当地能否产生更高的效率。

创新活动比任何其他投资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都更加苛刻，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每个城市可以招引全国、甚至全球的资源，但本地的资源也可能外流。而创新资源的流向则决定于哪里有更加适宜创新的市场环境。

适宜的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概括地讲，就是基础设施；公司创立和退出的方便性；大学的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人员的素质和人才流动的灵活性；诚信环境和融资成本；风险投资、管理咨询、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服务水平；技术和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当地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程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监管的规制性、稳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行政效率等。一个地区如果能建立起自由创业、创新和分散决策的体制机制；严格的实物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鼓励竞争、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社会文化，就能充分调动企业家精神，使那些有创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使那些成功的创新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使创新失败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从而使本地成为创新人才聚集的洼地、技术创新的乐园、企业家创业的天堂、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

创新活动还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创新资源一旦形成聚集之势，创业者和企业都将从技术的外溢和反馈，不同专业、不同思维方式人员的交流和思想碰撞，技术信息共享，技术能力互补，成功与失败的示范效应，甚至你追我赶的创业创新氛围中受益。众多创新企业共同的“中间需求”会刺激针对创新活动的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从而使有意创新的企业在这里可以方便地获得创新资源和良好的服务。使这里的创新成本较低，有更高的效率和成功率。

创造区域市场环境的主体是政府。即便在一个国家的同一大环境下，不同城市小环境的差异仍对创新资源的聚集和效率产生很大影响。不仅硅谷、新竹、班加罗尔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近年深圳的发展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事例。

企业无力改变外部环境，但他们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选择。因此，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点不是直接指挥企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是下大功夫创造有利于创新资源聚集的环境，实施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政策。

9、完善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金融生态

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否有更多的资本和资金流入。有统计显示，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350倍。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创新的国度”，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良好金融生态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目前，我国创新资源迅速增长，有专家判断“进入了井喷阶段”。政府应进一步鼓励风险投资，特别是偏早期的天使投资和孵化基金。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弥补了银行信贷缺失和资本投资的不足，更加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是它们针对各类项目市场判断力和的专业化筛选能力，以及它们对创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改进管理等方面的辅导、服务和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型企业因其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得到了各国政府融资支持。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日本的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以色列的TOZMA风险基金和台湾省的育成中小企业开发公司、台湾中华投资开发公司等，这些有政府背景、按市场方式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都以较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对创业、创新的资本供给，成为活跃创新的催化剂。

实践证明，对新兴产业的选择、创新及新技术的前景的认定不是政府之所长。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能力、资本的配置和监管、以及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激励机制，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的转型，就是资本配置的转型；这一转型的进展，决定经济转型的进程。近年，我国风投和产业基金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创业板的推出，使创新企业的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支持体系相比，我国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环境仍有待改善。

应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针对创新创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量身定制融资工具，形成不同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机制。应进一步研究创业板上市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取消必须盈利的门槛，较大幅度地增加上市企业数量，真正发挥“创业版”激励创新的作用和机制。创新创业企业都进入主板和创业板是不太可能的。要开通和完善三版和四版市场，支持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和分流的需要。

技术的“生产”重要，技术的“流通”同样重要。创新型企业不一定都得一直做到最终产品和产业化。创新的技术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作为技术要素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买主。要建立和完善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并购市场，使各个阶段的技术或连同企业一起都可以通过市场变现。

案例：美国电动汽车的一支新秀--泰斯勒。2011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以每股20美元上市，今年3月涨到每股84美元，二季度当季出现利润，现在每股在140至150美元，市值在150亿美元左右。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有如此力度的激励，怎能不使创业者激情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