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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启示录

2015-09-11 13:46:51 能源思考7月刊   作者: 秦京午  

《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原书副标题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原版初版于1988年,迅速成为风靡世界的畅销书,改革开放十年的中国也不例外:因为中国有着2000多年富国强兵的悠久历史文化,还因为中国有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腐败、锁国、停滞、屈辱的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更因为中国有着维护祖国统一、革命与改革、开放三条近代革命主线的光荣传统,这一点导致了中信出版社在2013年重新出版此书并于2015年第10次印刷。

此书分析了近五百年(1500年至2000年)来世界大国(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大国)兴衰,并试图找出因果规律,并对二十一世纪世界大国的形势提出预测,分析了各大国历史中生产、国家收入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此书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读者和海外华人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大国的兴衰》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大国的兴衰》,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但无庸置疑此书也有其局限处。早有学者指出此书实为全球殖民大国兴衰记录。今年7月下旬印度议员塔鲁尔在英国牛津大学的爱国演讲揭开了皇帝的新衣。塔鲁尔称英国在殖民印度200年问题不仅“欠一个道歉”,还应该进行赔偿,有印度学者甚至计算出“3万亿美元”的开价精确赔偿数字。“塔鲁尔在正确的地点说了正确的话”,印度总理莫迪的高调表态,被一些西方舆论解读为带头揭开了“大英帝国的历史伤疤”。同理也揭示了昔日所有全球性殖民大国的久被“进步”、“文明”掩盖、粉饰的血腥而真实的历史。

国大党议员沙西·塔鲁尔演讲中称,英国应对其殖民印度的历史道歉并进行赔偿。他表示,“200年来,英国靠劫掠印度而崛起,我们的财富被用于镇压我们自己”。塔鲁尔还表示,英国人刚到印度时,印度经济在全球占有23%的份额,但英国人离开时,印度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剩4%,“事实证明,英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剥夺印度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谈到“赔偿”,塔鲁尔认为道歉的意义大于赔偿,“得到一声简单道歉比得到GDP几个百分点的援助要难很多”。美国《时代》周刊对此说,印度被认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拜英国人所赐,在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印度各邦实现联合。不过,塔鲁尔说,“这一过程中充满压迫、残害、杀戮、酷刑以及镇压,直到二战结束,印度才拥有真正的民主”。针对为殖民统治辩护者所言“印度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应该感谢英国”,塔鲁尔重申这些道路是服务于殖民者的利益,方便他们烧杀抢掠,“他们修铁路时可没想过为印度人留下什么,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走”。塔鲁尔还讽刺说,“不奇怪当时的英国为什么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哪怕是上帝也不愿相信英国人在黑暗中的所作所为。”

这段为时仅15分钟的演讲首先被西方媒体广泛转载,几天时间已在YouTube上被浏览150万多次。7月23日间印度总理莫迪称赞塔鲁尔的演讲“反映了爱国的印度人的看法,他在正确的地点说了正确的话,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对于总理的赞扬,塔鲁尔表示“感激并被感动”,他认为在面对国家利益时,每个印度人都应摒弃党派之争。塔鲁尔说,“如果今后200年英国每年(赔偿)给印度1英镑,我将十分高兴”。印度学者敏哈兹·莫辰特撰文称,塔鲁尔要求英国就殖民历史赔偿是正确的。莫辰特说,早在1988年,他根据1757年至1947年英国殖民期间的印度GDP增速、1757年之前的GDP增速、1947年之后的GDP增速以及在这期间印度输出的商品和服务总价值等参考值,计算英国应该支付的赔偿额为5000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2015年,这个数字为3万亿美元。莫辰特表示,尽管经济赔偿可以量化,但“英国殖民者践踏人权的损失难以估量”。不过,莫辰特认为,印度不会到海牙国际法庭状告英国,迫使其进行赔偿,原因是“我们是一个大度的国家”。

印度媒体认为,由塔鲁尔掀起的这一波爱国热潮不亚于莫迪去年大选时,更有舆论分析称,当英国成为共同声讨的靶子时,印度各党派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把伞下,这种全印上下团结在一起的景象十分难得。印度《快报》称赞塔鲁尔的演讲“睿智而简洁”。《印度时报》称,有人说英国给印度留下的最大财富是民主,但恐怕绝大多数印度人都会认同塔鲁尔的判断,民主不是英国人施舍的,正是因为赶走了英国人,印度才获得民主。

作为“一个大度的国家”,印度竟然有为殖民者辩护的声音。时政观察人士阿卡·帕特尔26日在印度《经济时报》撰文称,英国统治者没有错,错的是印度人自己。文章认为,英国人并没有征服印度,而是慢慢地接管这个国家,而印度人推波助澜;如果英国人没有治理好印度,原因在于印度难以统治,作为殖民者,他们已经尽力了,无需道歉。这表明昔日殖民帝国以“文明”、“进步”、理性、“自由”、“人权”、“民主”等等“理论”为幌子,指责殖民地人民落后、愚昧、无知,以此掩盖了殖民者侵略、殖民、种族灭绝的罪恶历史,最可悲的是部分被殖民者竟然也全盘接受了“殖民有功”的理论。例如美国佩里用区区3艘炮舰黒船于1858年打开日本国闭关锁国,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不平等和约,而日本竟为侵略者殖民者佩里塑像,纪念其为日本带来“文明开化”、日本众多旅馆以黒船命名,很难想象中国人会为英国侵略者、殖民者义律朔像纪念或以英国军舰名字命名旅馆。对于中国、日本农耕文明同样面对西方工商文明的殖民侵略,日本学习西方迅捷、凶猛并迅速向中国、朝鲜、太平洋诸岛侵略扩张,但在二战中失败的惨痛经历,一位日本学者哀叹:日本学什么像什么,但最终失败了,中国学什么不像什么,但却最终胜利了。为什么?《大国的兴衰》或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内容简介

《大国的兴衰》对公元1500年以后世界各大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此书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是一本出色的,有新颖观点的书……它用汤恩比式的写作方法,为那些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出除去了错综复杂的琐碎信息,并引导他们关注那些最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金融时报

“这本极富见地的历史书已落入每一个华盛顿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了分析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国力变迁之外,还以这些分析为基础,宣称要回答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国征程已呈夕阳之势了吗?毋庸置疑,这是每一个观察家都在关注的国际发展趋势。”

——卫报

本书认为西方兴起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当时未见端倪;东方各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之害。

欧洲(主要指西欧)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虽然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的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相较,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在1500年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则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特别是明代中国,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至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至5500万人口),灿烂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这个农耕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了下来。

对于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在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大量书籍随后出现。商业和工业受到运河开凿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朝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制组建他自己的备有抛射器的大规模战船序列。14世纪初叶,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斯里兰卡)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明朝政府。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与殖民,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甚至发现美洲、澳洲而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土著人。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远航,在与倭寇和中国走私商人斗争中明代开始闭关锁国,部分原因是明朝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它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作者认为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程度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中国印刷仅限于儒家佛家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被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商人和其他企业家无法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虽然几个世纪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对外贸易仍然存在。甚至1644年以后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而曾经领先欧洲几百年的并曾威胁过欧洲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虽然16世纪初叶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并认定中国不是一个“远征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至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

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严峻的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当然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侵占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黎凡特(当今IS与此相关)。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这令伊比利亚船员不安,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而到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同样令西欧人惊恐,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战舰序列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以协助1453年的攻下君士坦丁堡并触发了欧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随后奥斯曼舰队曾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德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役败北才受阻止步。(1571年10月7日是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与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希腊勒班陀(Ναύπακτος)近海展开的一场海战。由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萨伏依公国、热那亚共和国及马耳他骑士团组成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获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士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苏莱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l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有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了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国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则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它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已有迹象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使伊斯兰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镇压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另一边阿拔斯大帝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陆续进行统治的是13个无能的苏丹。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扼杀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了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受害最大的是农民,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并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因此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而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于什叶派的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被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战役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式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化的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风帆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络,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上层穆斯林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流行性黑死病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是经常发生的。相比所有这些来说,明朝中国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可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在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导致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朝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属性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非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手中,天皇反倒是无足轻重的。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斗争所取代,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热衷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有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在日本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野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后,他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以他为中心的德川氏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还有兰学即荷兰学)。甚至在这之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命令改宗或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两年都要前往都城江户住一段时间协助将军处理政务,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领地的期间,他们的妻子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扼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领域例外。但它损害了日本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佩里5著名的“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德川幕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补给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闭关锁国被打破。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首先,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国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且不仅仅是受东正教的影响。其次,它从西方找到了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因此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西海岸。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相对于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但俄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命中注定。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鞑靼人的克里米亚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包括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后者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并在日后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但随后俄罗斯曾令人惊讶地扩张到了2200万平方公里领土,而日本在二战中一度控制了约80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与土地。

欧洲的奇迹源自何处?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分散的、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上,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上;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就是政治上的分裂和多样性。在古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都是既小又局限在个别地方。西方查理曼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公国时期那样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最后,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运送到另一个村落。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所需的奢侈品。在这方面,地理又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欧洲的繁荣,丰富了其食物并导致建立了新的财富中心,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在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商人常遭抢劫,商品被盗,财产被占,加上罗马教皇高利贷、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儒家学说产生了共鸣。但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象的,更难想象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法令)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派新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了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武装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精确定义之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不再需要什么了……”那些缺乏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结果就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意大利文艺复兴、苏格兰的启蒙、宗教革命与法国启蒙运动,是欧洲崛起的文化与价值观革命。这促进了科技进步与政治革命或改革,但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并提供资金进行海洋远航和殖民远征,面对殖民帝国的船坚炮利,绝大多数东方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欧洲与北美先后崛起了9个殖民大国,如葡萄牙(殖民地面积1080万平方公里)、西班牙(殖民地最大面积达2050万平方公里)、荷兰、英国(全盛时3610万平方公里)、法国(最多时1060万平方公里)、德国(曾有26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美国(从建国时23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约960万平方公里,曾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古巴等等殖民地)、俄国(从200多万平方公里扩张到2240万平方公里、日本(曾一度控制8200万平方公里领土与海洋,上述部分资料源自解放军出版社《地缘战略与大国安全》),西方殖民者依靠先进技术侵略奴役殖民地赢得了巨大不法利益,这是此书唯恐避之不及的领域,读者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海洋远航与海洋文明意识

众所周知,南岛语系的先人在公元前两三千年就实现了跨洋航行并逐步分布到太平洋印度洋绝大部分岛屿上,郑和舰队在1405至1433年曾举行了跨越印度洋的远航(有学者推测还进行了环球远航),但并未改变农耕文明,而葡萄牙西班牙王室资助的跨洋与环球远航因为开辟了全球化工商文明而改变了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而载入史册,但葡、西两个最初的殖民帝国没有完全拉开大国轮番崛起的世界史幕布,因为两国都缺乏产业创新的动力,都耽于财富的掠夺与消耗,都没有将创造财富推向规范发展的轨道。“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在欧洲贸易中,充当了一个有利双赢的贸易使者角色。这就从根本上走上了与葡、西两国暴力掠夺不同的道路。政府围绕商业利益运转,国家不参与欧洲事务及其相关的利益争夺,全民皆商的国家机制让荷兰人殖民海外,终于在十七世纪中期将国家建成一个商业大国,并创建了商业运输业等等产业与金融业,特别是“郁金花泡沫”呈现了现代金融危机滥觞,还出现了“荷兰病”。这段历史《大国的兴衰》并未提及,而从哈布斯堡王王朝争霸写起,从金融、地缘政治与赢得战争,论述了各国人口、军队规模特别是海军规模对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而英国工业革命特别是蒸汽机革命使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而以电力革命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法、德、美、俄罗斯、日本先后走向世界争霸舞台,这其中蕴藏着能源左右着经济与战争胜负。“大西洋也提供了在照明、润滑和其他许多方面有重要用途的鲸没和海豹油。”工业的能源革命的“结果是欧洲在1800年占有或控制了世界35%的土地,到1878年已超过84%。”“意味着先进国家拥有的资源比在底层的国家多50至100倍。”“大约在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铁产量的53%,煤和褐煤产量的50%还几乎消费了世界原棉产量的半数。”“它的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消耗是美国或普鲁士德国的五倍,法国的6倍,乃至俄国的155倍!”伴随着教育、科技发展欧洲领先世界其他地方差距越来越大。作者还特别提到了1890年至1938年各大国能源消耗(以百万公吨煤当量计算),1890年美国、英国居前两位分别是147和145,居第三的德国只有71,法国只有36,俄国仅11,到1938年变成了美国697、英国196、德国228、俄国177,而日本只有96.5,意大利只有27.8。能耗是比钢铁更为可靠的国家实力对比最佳尺度。

大国地位“首先存在于这个国家本身,也即人民之中,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抱负、纪律和创造力,存在于他们的信仰、神话和幻想之中。而且它也存在于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之中。”

而制造业指数表明各国经济实力变化情事,作者以各国1913年(一战前)为指数100,到1938年(二战前)分别为世界182.7,美国143.0,德国149.3,英国117.6,法国114.6,苏联857.3,意大利195.2,日本552.0,从中可见苏联发展迅速高居首位,部分可见其制度某些优越性。日本第二但有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因素,据专家估计东北占经济总量一半,可见当年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放弃东北罪恶之大。

综上所述,本书论述的主体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体系以来,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它的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

因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来看,它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在此概述如下: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随后的电力、石油等等更优质能源引发的产业革命与能源革命。《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通过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进而揭示了大国兴衰的秘密: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这竟然预言了苏联和美国衰落。许知远所作的序,简单明了地揭示了阅读这样一本描述和分析国际格局近500年风云变幻的经典书籍,对当代中国人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启示。他还指出,中国当前的形势和地位,十分值得我们以一种理智、谦虚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本书所揭示的“兴衰的秘密”是否值得今天的即将、甚至已经进入了大国行列的中国借鉴。

此外对未来可能会出现大国的猜测,以及21世纪的中国应该如何再度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能否避免大国战争成为当前争论焦点。毫无疑问,历史上大国的兴衰转换绝大多数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既是大国兴衰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在世界舞台上沉浮的主要表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必然在某个不远的时间点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修昔底斯陷阱成为舆论热点,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这本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并反思的著作。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但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有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伟大的民族复兴。在世界历史上,古罗马之后无罗马,但唐宋之后有中国,这是中国文明伟大奇异之处,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华文明从未间断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殖民帝国,这是与其他殖民帝国根本不同的最大区别点。日本军国主义者反对东京审判,提出“帝国主义无权审判帝国主义”的逻辑,但这一逻辑对中国朝鲜印度东南亚等等遭受殖民侵略与统治的国家无效且不值得一驳。早在400多年前利马窦等等西方传教士来华时就民敏锐地发现,中国不是一个远征的国家即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有人比喻目前的中国是“有一手好牌,可千万别打坏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目前钢、煤、水泥等等产量销量均超过世界50%,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耗大国,成果可喜但有巨大隐忧,中国以消耗世界20%以上能源只生产了全球GDP10%,前些年雾霾面积一度高达270万平方公里,中国青年夫妻的不育率直线上升,专家估计与污染调度相关,这直接危及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这一粗放发展方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中国面临重大或许是痛苦的转型,面临能源革命、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巨大时代挑战,中国能否应对这一挑战是历史巨大考验,这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与复兴,也是时代的巨大挑战,这也是读懂《大国的兴衰》、能否从中得到启示的关键,本书值得第一个有抱负的中国人仔细阅读与思考。

(后记:本来本期书评想评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枪炮病菌与钢铁》,因面临纪念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因素和其他原因,临时换评《大国的兴衰》,后发现最初用的四川出版社出版、天津编译中心翻译的最初版本错误甚多而临时换成评论中信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大国的兴衰》,部分引文引自四川出版社版本,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 中国能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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