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策略公司(Energy Innovation: Policy and Technology LLC)首席执行官(CEO)、保尔森基金会能源与环境高级研究员何豪(Hal Harvey)是斯坦福大学工程系能源规划专业学士和硕士,也是气候工作基金会的前CEO和创始人。1991年联合6个大型基金会创立能源基金会并担任主席,2001-2008年任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项目主任。2005年,他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公共政策讲师。何豪还曾是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任命的能源问题小组成员以及新大陆基金会(New-Land Foundation)和芝加哥MB金融公司(MB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董事会主席。
2014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公益论坛”上,来自美国的能源基金会的创始人Hal Harvey称,减少碳排放也是一种“慈善”。“美国和中国的碳排放加起来占全球的40%,这两个国家还远远没有解决碳排放的问题,”这位一脸络腮短胡的中年绅士在谈起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话题时,像工程师一般在滔滔不绝中透着严谨,除了对美国的能源政策轻车熟路,他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按谐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何豪”。
何豪生于1961年,目前担任能源与环境策略公司(Energy Innovation: Policy and Technology LLC)首席执行官(CEO),此外,他还是位于芝加哥大学的保尔森基金会能源与环境高级研究员以及气候工作基金会。职业生涯的早期,曾致力于设计和建造太阳能住宅。何豪还曾是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任命的能源问题小组成员并出版过研究能源和国家安全问题的两本书,还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在能源领域广为人知。
业余时间,何豪也是一位汽车DIY达人,12岁时得到一辆发动机损坏的汽车,他就花了几个月时间亲手将发动机修好;31岁时,他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台电动汽车还开了5年时间;40岁时,为拥有更满意的性能,他在奥迪车上加装了一个高效变速器。虽然对汽车的DIY有着极高的兴趣,不过,何豪并没有把毕生事业投入到汽车上,面对气候恶化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他更加致力于“DIY”一个新的能源世界。
与能源结缘
何豪能够拥有关心环境、社会的情怀,与他的家庭及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外祖母穆里尔·莫里斯(Muriel Morris)年轻时远曾赴奥地利并成为那里的一名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的第二任丈夫是反纳粹社会党领导人约瑟夫·卜迪阁(Joseph Buttinger),卜迪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的难民组织——国际救援会。何豪的母亲康妮则是一位环保主义者,曾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Aspen)定居时,采取行动反对当地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开发对环境的破坏,用40年的时间对科罗拉多州50万英亩荒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最终制定出一套荒地保护方案递交到国会,还推动力两部环保法案的通过。
70年代末,何豪进入斯坦福大学工程系就读能源规划专业。当时的世界,70年代中东战争先后引发的两次石油危机的“余威”尚在,媒体上各种与能源相关的新闻更比比皆是,大学期间的何豪开始在这些宏大的社会命题中深入思考,也开始寻找着人生的方向,这一时期的积淀为他日后以能源研究为业奠定了基础。何豪也是一个实践派,大学未毕业时,他就和哥哥一起创办了一个太阳能建筑公司,为农场主盖节能的房屋。不到四年的探索,让他意识到,经过精心设计的房屋可以节省能源,从而大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彼时的实践,也让何豪看到能源之重要。“能源是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居住、交通,甚至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等诸多问题之核心,美国在中东派驻了大量军队,目的就在于石油。”何豪称,“如果解决了能源问题,其他一系列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杠杆率很高。”
1984年,何豪回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读硕期间,他参与了学校的核武器控制项目,还出版了第一本书《没有战争的安全:冷战后安全政策》(Security Without War: A Post Cold War Security Policy),这也让他有机会在1986年应邀到前苏联参加一个只有六人参加的有关核武器控制的高端会议还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接见,这一年,他只有25岁。这次会议,何豪还结识了威斯纳。后来经威斯纳推荐,他加入了麦克阿瑟基金会参与能源课题研究,并正式踏入能源领域。1989年,麦克阿瑟基金会、皮氏慈善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而何豪则设计了几个可选方案。
推动改变的民间力量
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早已发展成熟的民间组织有着更多的社会担当,尤其是在环保方面,从在法院的诉讼、在议会的游说到推动立法和政策制定,民间力量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何豪则在这支力量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何豪先后创办了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会——气候基金会和4个地区性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欧洲气候基金会及印度可持续能源基金会,拓展联系了各主要能源领域的专家,组成了6个“最佳实践网络”——清洁交通国际委员会、用电监管助理项目、国际建筑能效网络、机械设备标准制定项目、交通与发展规划研究院和工业能效研究院,为大国的政策决策者和监管部门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早年经历让何豪一直关注能源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何豪认为,能源是诸多问题的根源,以传统能源为例,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烧所造成的污染在全世界都很普遍,这种污染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是可以延续多年。从1990年开始,何豪与艾瑞克·海茨等人开始为麦克阿瑟基金会、皮氏慈善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奔走以寻找方案,何豪提出的“慈善项目”得到了更多的认同,能源基金会便因运而生。1991年,在三家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能源基金会正式成立,由于其方案获得一致好评,何豪也被选定为创始人。
能源基金会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推动一些未来清洁能源重要组成技术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对美国各州在采取清洁能源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何豪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问题解决者,你必须能够很好的理解社会机制,找出哪些是关键因素,并因此作出一些改变。”而他所做的,是让基金会捐出的每一分钱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他招募了一批优秀的专家,来专门研究各种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能源基金会是美国几乎每一项主要能源法案的幕后推手,还让克林顿总统亲自参与到政策推动中来,在中国也推动了多项能源政策法规出台。
助力中国可持续事业
何豪颇为关注中国的能源问题,中国第一部燃油经济性法规的出台、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的通过、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的开通、第一个全国商业建筑法规的施行,背后都打上了能源基金会的烙印。1999年,能源基金会启动了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以支持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接下来的几年中,该项目直接推动了中国几部相关法律的出台。
“这是一场竞赛,一场循环经济与落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竞赛。中国政府当然希望前者赢得比赛,但这其中的挑战却很大。”何豪认为,中国的专家及领导层素质很高、极具竞争力,但面对如此快速的发展格局,“他们特别需要一些具体的能源战略建议及相关的政策建议。”而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就是一个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的组织。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和政策顾问委员会,为中国本土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并共同开展研究。对于中国决策者的具体需求,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都会做出快速应对。专家组将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实践都带到中国,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做出相应的调整。
2001年,何豪加盟休利特基金担任项目主任,并在2007年借力休利特基金会与其他五家基金会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研究,由此创建了气候工作基金会。几年后,气候工作基金会颇具规模,何豪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国。“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能源气候问题让我更加关注中国。”这一次,他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化,在它看来,中国对技术支持层面的政策建议有很大的需求,当前中国的城市形态对未来的交通和污染体量、气候变化的程度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希望可以参与这个改变。
随着何豪在中国参与改变的不断深入,能源基金会等机构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相关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誉。2014年11月25日,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财经杂志和集善嘉年华共同主办的“中国公益论坛”,已担任能源创新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何豪应邀参加并发表演讲。这一年,与何豪共同创办能源基金会的现任能源基金会主席艾瑞克·海茨(Eric Heitz)则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各国的协同与合作
作为一个能源气候政策的专家,对何豪来说,与各国领导人或政策制定者的沟通交流自然必不可少。“领导层的工作是充分了解问题,选择最重要的机会,构建一个项目,以产生最大的效果。”他认为,在国际的协定方面,需要每个国家做努力和意愿,而各国都有提升能效、发展更多绿色能源的意愿。“我做的工作大多与技术有关,但都会影响到政策制定。政策和政治不同,政策有关条例、规则,政治则关乎如何使其通过。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有不同的立法。”在气候工作基金会时,何豪曾组织过一次全球顶级领导人会议,针对燃油和清洁能源的汽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最后达成了一个公示性文件。
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各国并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条约,不过何豪认为,“我们的具体行动并没有落下。”在他看来,比起一纸空文,各国真正付出努力才是最关键的。“针对能源现状,我们该建造怎样的建筑、建设怎样的工厂、生产怎样的汽车,并怎样使之实现,这才是我们亟须考虑的问题。”而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他也有着一些忧虑,“很多好的政策或承诺,经常在繁琐的落实环节中夭折,真正出效果、显作用的,往往是在抓落实时采取具体行动的环节。因此,行动比承诺更重要。”何豪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