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源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由陆如泉、段一夫等人撰写的《一带一路话石油》一书已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演变与内涵；重点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13个国家的石油工业概况，内容涵盖油气工业的发展历史和规划、主要油气田的勘探开发现状、国内油气消费和出口状况主要石油公司和外国投资、资源管理机制和组织机构等；深入分析了地区地缘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各国经济现状、安全局势、政策法规等，从而为海外油气合作提出建议。同时提醒人们这一战略所面临的多种风险，值得有志于中国能源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人一读。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实施，顺应了国内外发展大势，因而不断取得新成果，让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近三年来，周边国家与中国已在金融合作、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进展，并启动了一批重点项目。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会了运用国际规则和创造受人欢迎的规则。

“一带一路”工程建设与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深刻调整转型期相交织，这一长期系统工程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还包括生态环保、人文交流合作等等多重双赢多赢领域，同时作者还指出，其中包含有地缘政治、经济金融、网络信息安全等多种传统与非传统风险，需要有关方面重视。

作者指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早在20年前就已经与部分沿线国家进行了油气勘探开发合作并取得了相应成果，据相关统计，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累计占全球51%和49%，出口量占全球70%左右，消费量却仅占全球的25%左右。而中国年进口原油约3亿吨，对外依存度约60%，在世界多地地缘政治不稳的情况下，中国能源安全主要是石油安全形势堪忧。目前，中国石油在“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执行50余个油气合作项目，占中国石油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以上。其中，已建成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原油输送能力达到3500万吨/年，天然气输送能力达到670亿立方米/年。2014年，中国石油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原油约5000万吨，进口天然气约260亿立方米。“一带一路”沿线油气项目开展、“四大油气通道”的建设运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获得沿线多数国家响应与支持，但中国应当清醒好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过的地区是大国激烈博弈的地区，必须处理好大国间关系，努力减少、积极应对来自某些大国的干扰和掣肘。如何适应所经过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当地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帮助这些国家解决就业困难，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此外针对资源诅咒或荷兰病，中国理应有新的创新来解决这一问题，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富裕。

本书作者非常重视建设一带一路中的风险，特别提出了防范风险尤其是防范重大的地缘政治及国别风险，首先是是地缘政治风险：由乌克兰危机及美欧俄三方博弈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今后一个时期将持续存在，“一带一路”油气合作需把握好中俄、中亚以及中亚各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平衡，避免操之过急、因小失大。二是政局变化风险。三是资源保障风险：当前，中国石油企业在中亚地区的油田项目大多处于开发的中后期，在俄罗斯上游领域尚未有规模性的发展，“一带一路”油气合作的资源基础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需在里海等重点油气富集地区有大的勘探突破。

四是利汇率风险：中亚、俄罗斯地区的金融政策极不稳定，例如2014年上半年，因哈萨克斯坦地区坚戈大幅贬值，导致中国石油企业在哈业务的效益受损严重，不排除卢布、坚戈等货币继续大幅贬值的风险。

五是财税风险：中亚、俄罗斯地区,以及缅甸、印尼等地区的油气合作财税条款相对不稳定。例如2014年上半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将原油出口关税由40美元/吨调整至60美元/吨，中国石油企业的项目效益由此遭受侵蚀。上述地区财税政策的频繁变更是“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又一大风险。六是公司治理及政府治理风险：中亚、俄罗斯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油气资源国属于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相对不透明的地区，这会给中国石油企业在上述地区的合规合法运营，带来较大挑战。

作者认为，上述还只是地缘和经济层面的风险，还有一类风险来自宗教，也是最为复杂的风险，面临着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也逐渐面临与全球大国（美国）、地区大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在“一带一路”覆盖区域中现实或潜在的竞争，若中国无法与主要大国管控分歧和摩擦，达成战略谅解与合作，大国竞争将很有可能与沿线国家内部风险、跨境威胁相互叠加，产生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

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的推进，也刺激了中国与世界的风险研究，加强风险评估研究可以防患于未然，加强各国内外政策沟通、协调，降低风险、减少损失，使得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安全、扎实有效。

大型油气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惊人，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美元，中国已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基金（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等，能否吸引到更多低成本、低利息资金投放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是未来一大挑战。作者提议，考虑到“一带一路”上以油气为核心的油气产业已具有一定基础，拥有了先发优势，且后续发展潜力巨大，可以比照设立丝路基金的做法，设立“一带一路”能源基金，用于重大能源建设项目和重大油气风险勘探等活动。

在防范金融投资风险方面，作者建议，，未来可以推广中缅天然气管道建设中的“四国六方”投资模式，既可以降低中方的投资压力和风险，也可以吸纳印度、俄罗斯等地区性大国的共同参与，尽可能减少其疑虑。作者认为，最难实现的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的前提是文化相通、文明相通，中亚地区、俄罗斯地区、南亚地区均属于不同类型的文明和宗教，文明相通的难度很大。民心相通的要素之一，是作为大国和发起国的中国，要学会换位思考，能够站在对方国家和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但作为一个历史上多民族、多元文明、多宗教国家的中国，应有充分的文化历史资源与包容心解决民心想通问题。

本书不足之处，在于未能从历史角度透视一带一路建设，存在了至少2000多年的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通道，也是商贸往来、经济互利、思想交流的通道。两千多年前的古代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沿线国家有着多年往来贸易的历史，从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开通陆上丝绸之路，2100年前，他的天涯孤旅一路西行，探索未知世界的记载，比探险家哥伦布的大航海早了1600年；开辟了一条不朽的丝绸之路，让中国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从而让世界发现了一个精彩中国。司马迁评价他——“凿空西域”，他被誉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而海上丝绸之路或许还早于陆上通道，这从张骞在天竺发现中国蜀地特产可见一斑，而近年来在广州发掘的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墓中，发现5支非洲象牙，证明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广东沿海就与非洲有贸易往来，近年来还有专家发现，广袤的太平洋与印度洋上岛屿土著人使用的南岛语系与汉藏语系有发生学关系，而南岛语系与中国闽南方言有关联，更考证出操南岛语系古人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就从中国福建沿海启航远行太平洋诸岛屿，上海世博会期间法属波利尼西亚曾有人企图划船到上海“认祖归宗”，并指出部分南岛语词汇与闽南方言、侗台语族相似，但船到了福建因资助资金用完而中止，但福建考古人员发展他们驾驶的仿古船与中国苗瑶族古船子母艇惊人相似。另据历史记载，东方民族航海历史远早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有腓尼基人从红海启航绕过整个非洲海岸，历时两年到达埃及，远早于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明代郑和1405年到1433年7次下西洋远航壮举也早于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中国与亚欧各国乃至太平洋诸岛国应当发扬各自历史先祖远航、探索精神，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得到了昔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响应，也与部分大国战略相呼应。2011年7月，美国提出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目前尚在探讨阶段。

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随后，该计划被紧锣密鼓地摆上国际议事日程。2011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的“‘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11月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12月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以及2012年5月的美国芝加哥北约峰会，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新丝绸之路”计划，可见美国对“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视程度。

部分专家认为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企图之一是主导地区发展进程，保持并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弱化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

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条约》,2001年5月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2009年2月4日，俄罗斯推动“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反危机基金。近来俄罗斯在远东建设14个跨越式开发区，政府提供在税收减免、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最优惠的条件。中国总理今年6月25日向普京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加强对接合作，早日达成贸易投资等制度性安排；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着力同俄方在油气、核能、煤炭、电力等能源领域拓展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有专家分析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都是欧亚跨地区发展的方式；都以发展经济、提高民生、内外联通、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都包括亚欧中心地带——中亚和俄罗斯；都有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陆权思维；两者分别是中俄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促进亚欧合作和南南合作；双方都受到交通基础设施、三股势力的掣肘，两者可以并存不悖、优势互补，形成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从而对接合作，相得益彰。合作可以大于竞争，机遇可以大于挑战。中俄从宏观的国际战略协作，到具体的地区战略对接，是两者有望并能够成功合作的基础。

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思想被认为源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的F.斯塔尔(S.FrederikStarr)教授。2005年斯塔尔教授提出了大中亚的思想，这一概念曾流行一时。2007年，由他主编的《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交通和贸易》出版。2009年，美国开辟了经波罗的海、高加索、俄罗斯和中亚通向阿富汗的北方运输网(NorthernDistributionNetwork)，斯塔尔又提出利用北方运输网已形成的欧亚交通联系，使它成为欧亚大陆的经济桥梁。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卡钦斯教授(A.Kuchins)等也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在美国准备从阿富汗撤军并寻求阿富汗未来安排之时，斯塔尔教授提出了以推动地区联系带动地区经济，以此来发展和巩固阿富汗经济。这些思想在斯塔尔发表的《在阿富汗国家建设的迷雾背后：给经济战略一个机会》以及他和卡钦斯教授联合发表的《阿富汗成功的钥匙：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等报告中集中地表达出来。不过，斯塔尔教授和美国政府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前者是学术思想，后者是外交政策，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把它们等量齐观。斯塔尔教授也强调存在着两个新丝绸之路的概念：一个是一直在进行的欧亚大陆的交通和能源等的连接过程，另一个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它们有许多联系，在一些方面难以分开，但它们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中美能否在丝绸之路建设中合作共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还有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韩国的“欧亚计划”等，中国应当与各国探讨新的多方合作方式。

在现实利益考虑下，阿富汗周边各国为未来发展博弈，而历史渊源深厚的中国近代以来从未殖民侵略中亚东南亚各国，且历来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从而获得了正义、公正与信誉。中国应当努力与其他国家战略呼应，探寻共同发展方式方法，争取更多的双赢与多赢，更快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