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缺失 中国碳交易尚缺定价权

“碳大国”却是“话语权小国”

“中国的碳交易所已不少，但在国家层面尚没有设计明朗的碳市场机制，没有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制度体系，使得这些交易所的交易都还不够活跃。”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工商领袖论坛上，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沙淬希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中国碳交易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在碳交易方面，根据《京都议定书》，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之前并不需要承担义务，所以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近几年来，无论是注册成功的CDM合作项目和CER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据有关专家预测，中国在2030年二氧化碳减排可达20亿～30亿吨，超过欧洲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中国碳排放市场备受瞩目。

2008年，中国最早的3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在北京、天津、上海分别成立，今年1月底，首个低碳交易市场落户深圳。同时，许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武汉、杭州、昆明、河北省环境能源交易所相继成立，但是能够真正开展更具前沿性的碳交易的却屈指可数。

“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沙淬希说。目前中国比较常见的碳排放交易是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交易。所谓的CDM项目交易是指：在发改委的监管下与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合作CDM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发达国家获得项目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下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中国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或先进的环境友好技术。

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全球通用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目前除参考欧盟碳交易所规定的价格外，就是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的价格。国家发改委关注的是欧盟的价格。“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自己的交易规则，减排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压得很低，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

减排需要市场参与

“中国建立碳价格机制犹为重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黄杰夫指出，碳排放交易，最终要有一个透明的价格信号和有深度流动性的二级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排放企业就可以按照碳价格信号的引导，在市场上对冲企业的合规风险，就如同企业利用金融工具来对冲自己的原材料(大宗商品)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价波动风险等一样。

碳排放限额，又称为碳配额。有了碳排放约束，碳排放配额才具有价值，就能够形成碳交易。碳排放限额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发达国家比较通行的绝对减排额，例如到2020年欧盟国家要将碳排放额降低到1990年的80%的水平。另一种是相对排放额，我国和印度采用了相对GDP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减少碳排放目标。这两种减少碳排放的方式之间能够通过一些计算方法相互转换。

我们设定实际GDP(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增速为8%，将我国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40%~45%的减排目标折算为每年的碳排放量，并与“照常运转”(不减少碳排放)的碳排放量对比，结果表明我国2010~2020年每年大约需要形成2.5亿~7.9亿吨的减排能力。

“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如果单靠行政手段是难以实现的。假设企业的合规成本可能是每吨减排成本是10元；如果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降到8元，或者7.5元。市场化的交易，不是为了惩罚排放企业，而是给他们一个激励机制。” 黄杰夫说。[page]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实现降低单位GDP能耗20%的目标主要依靠的是行政和财政手段。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成效显著但减排量仍然不足。

“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尤其是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源在节能项目上的投入较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梁猛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初步计算，我国可能需要动用上万亿元的资金，才能够达到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40%~45%的目标。综合利用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手段，形成长效的碳减排激励机制，鼓励全民参与碳减排(而不是只有接受行政命令或者财政补助的企业)才是我国在碳排放压力越来越大的条件下，继续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建立碳交易市场有利于发现减排真实成本，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梁猛说。“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财政投入建设了十大重点节能和环保工程，总计1285亿元，形成节能能力2.6亿吨标准煤，约合6.8亿吨二氧化碳。如果其中一半投入节能工程，降低碳排放成本大约合94元/吨。这与我国现在出售CDM的价格相当。如果我国降低碳排放的成本是100元~200元/吨，累计需要投入4千亿元至1万亿元。

如何建立碳交易市场

那么应如何建立碳交易市场呢？

“建立碳限额和碳市场初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限额，以兼顾对GDP的影响。以免费排放到逐步扩大碳排放权拍卖的份额，这样的市场设计更加有助于实现全国的减排目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梁猛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鼓励企业减排，动员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源向低碳方向调配。减排市场化大大降低国家的财政负担，增强了企业和居民减排的主动性。其主要方式是国家将碳排放限额分配给一部分企业(不是全部企业，多是排放量较大、容易计量排放的企业)，建立碳交易市场，由企业根据碳配额的价格，在自主减排和购买碳配额之间进行选择。

当政府给予企业的碳排放配额不足的时候，企业有两种方式解决问题:一是采用更先进的低排放设备和技术，从而减少碳排放；二是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市场上的碳排放配额来自于配额富裕的企业，以及无排放限制的企业可核定的减排量。在碳价格信号指导下，投入减排项目的私人资本的效率会得到保证。

“建立碳交易市场，形成碳交易，还可以较为容易地发现减排的真实成本。这样，计算用于减排的国家财政投入量也就有了一个参照标准，行政手段的效率也就有了保证。”梁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