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油桶

北非和中东的动荡局势愈演愈烈，是否会引发第四次石油危机？对越来越依赖这一地区石油资源的中国将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文|本刊记者 王高峰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5%，而且依赖程度逐年加剧，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原油大部分分布在局势动荡的中东和非洲地区。

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滚雪球的方式在北非和中东地区迅速蔓延，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等产油国在极短时间内纷纷被传染，全球一片惊慌，国际油价曾在20日之内飙涨20%。

尽管利比亚形势仅仅导致全球原油产量下降了1%，并不足以威胁到全球原油市场供应，但却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号——“革命”能够使原油供应在几天内中断，而这种“革命”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东产油国蔓延。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11个成员国中，大多数都出现了示威者和蠢蠢欲动策划者的身影。令人忧心的是，这一地区可能会出现更大范围的冲突和动荡。

分析人士担心，如果北非和中东动荡的多米诺骨牌最终砸倒了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那么第四次石油危机可能会不宣而至，世界经济形势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正在复苏的全球经济或许会受到毁灭性打击。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标准，全球石油供应缺口如果达到6%，而且短期内无力弥补，世界就将陷入石油危机。

有“石油央行”之称的沙特阿拉伯，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和石油出口国，在利比亚减产之后，其大量的石油富余能力随即填补了这一空缺，但若沙特阿拉伯发生大规模动乱，最终影响到石油的生产，则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弥补其留下的全球石油供应缺口。

中国从利比亚进口的石油仅占进口总量的3%，该国动乱对中国石油供应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供应量却超过了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80%，面对这一地区的动荡与暴力，中国显然不是看客。

前三次石油危机爆发时，中国还是一个石油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甚至还能从石油涨价中获益。但目前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5%，每年从北非和中东进口的石油达1.3亿吨之多，如果再加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一数字约为1.9亿吨。

然而，中国对这些动荡的产油地区完全没有掌控能力。对资源国政策缺乏长期稳定的顶层设计，将不得不继续困扰中国未来的石油供应。随着非洲石油探明储量的大量增加，尤其是海上油田被发现，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依赖继续加深已成必然，未来中国新增的石油需求将由谁来满足，中国能源企业在动荡地区如何规避风险，一系列难题待解。

中东动荡:中国不是看客

北非和中东的动荡局势，造成中资企业和中国员工损失惨重。在我国石油安全越来越依赖于动荡地区的当下，如何才能保证中国海外资产免受损失？

2011年3月1日，当中石油集团最后一批在利比亚工作的员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中石油副总经理、利比亚安全问题领导小组组长汪东进才长舒一口气，在之前的6天时间里，他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向了这个远在万里的北非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其它公司的员工也在争分夺秒地组织撤离，3月5日，在利比亚的3.5万多名中国员工全部回国，完成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撤离行动。

2月下旬，利比亚局势恶化之后，中资企业和员工的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中国石油、葛洲坝、中国中铁等数十家中国企业在利资产受到冲击，有些企业损失惨重。

这已不是中资公司第一次海外受损，随着油气资源对外依赖越来越强，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和人员也越来越庞大，遗憾的是，所在的地区大都充满了战乱、疾病和不稳定。

因为在局势较为稳定的国家，中国公司很难找到机会，“在风险小的地区早已被西方公司瓜分完毕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入高风险地区。在国内能源需求巨幅增长的压力下，即使海外风险大，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前中国驻伊朗、阿联酋大使华黎明说。

于是，中国在海外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刚性的能源需求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在瓶颈。

中国能源研究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6%。尽管一直回避“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的称谓，但中国能源的实际消费量规模巨大已不容置疑。尤其是石油消费量的大量增加，使得中国对国外石油的渴求越来越强烈。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迅速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遭遇经济危机，中国依然实现2009年GDP 8.7%的增长以及2010年10.3%的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未来5年世界一半的石油需求增长将来自中国。

饥渴的中国

如果是在20年前，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和中东地区发生动荡，很难想象，中国会作出如此反应。然而时过境迁，当中国租赁的大巴、客轮和飞机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从利比亚接回国内时，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自身融入到了这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融入到了北非和中东的“油桶”之中。

《洛杉矶时报》评论说，中国对石油的渴求及对其他原材料的需要，刺激了它危险的发展模式，中国正集中财力和人力进入世界其他局势更不稳定的地区，以锁定自然资源。中国不顾国际舆论的压力，仍发展与能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包括伊朗和苏丹，并小心回避任何对当地政权的批评。

国内资源储量不足、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世界工厂”所需的巨量能源消耗，迫使中国不得不将触角伸向海外。过去的几年，在开拓海外资源市场的过程中，中国公司摸索前行，并采取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

从最初的双边贸易，到参与国际原油市场，从产品分成合同到技术承包，从石油公司单兵作战到联手竞争，再到与国际石油巨头合作与分享，中国石油公司以多种方式获取油源，保证了国内迅速增长的石油需求。

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新能源上马的速度每年都在成倍增长，几乎走在了全球的最前列，但是对传统能源——石油的需求和依赖却丝毫没有减少。2010年中国共消费石油4.4亿吨，其中进口2.4亿吨，对外依存度创出55%的新高。

而在十年前的2001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仅为6500万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平均每年新增原油进口量多达1750万吨，平均年增长率超过了16%。

中国2010年自产的原油仅为2亿吨，权威部门的预测显示，2020年起，中国国内的原油生产量将开始下降。到2035年，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将达到72%。

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一直力求使石油进口实现多元化，2009年，中国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西、厄瓜多尔等国签署“贷款换石油”等重大能源合作项目，涉及金额超过400亿美元。

2006年开通的中哈石油管道，成为了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石油的一条大动脉，刚刚实现输油的中俄石油管道保证了中国东北方向的石油进口，而正在修建中的中缅管道，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海上石油的进口安全。

然而，上述通道仅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不足20%，中国去年进口的2.4亿吨的原油中，一半来自于中东地区，1/3来自非洲。

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继续大幅攀升，“今后很长时期内，非洲和中东地区依然是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甚至对这一地区的依赖会越来越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崔守军说，“因为该地区拥有世界近三分之二的储量和较高的储采比，仍然是未来石油增产的中心。”

然而，由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很多产油国局势不稳，内乱频繁，上述地区面临的政治风险都难以把控。

动荡的“油桶”

中东国家的石油储量以及可开发的年限是全球最长的。数据显示，按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全球探明的石油可供开采41年，而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比则高达92年。但这一地区的动荡形势无疑增加了中国石油进口的风险。

刚刚从阿曼回国的前中国驻伊朗、阿联酋大使华黎明告诉《能源》杂志记者，从目前的形势看，中东地区不稳定的局势仍将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利比亚和也门等部落统治的国家，还面临着内战的危险。“尽管突尼斯和埃及已经更替了政权，但他们还存在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华黎明说。

事实上，中东紧张的形势近日再一次向巴林和阿曼等国蔓延，3月14日，应巴林政府要求，沙特和阿联酋的武装部队开进巴林，以帮助巴林“维护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安全和秩序”。

3月19日，多国部队军事干涉利比亚，并对的黎波里进行了多轮轰炸，中东火药桶一触即发。

据华黎明介绍，为了稳定中东形势，海湾合作委员会几天前还做出决定，由沙特和阿联酋出资200亿美元，对巴林和阿曼进行经济援助，促进两国就业，以保持社会稳定。“巴林和阿曼是中东地区最薄弱的两个环节，稳住这两个国家，对中东局势非常重要。”华黎明说。因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巴林可能在中东国家中率先崩盘。

但更多人担心的是动荡的局势蔓延至沙特，尽管沙特国王在中东局势紧张之后，曾以360亿美元的蛋糕恩惠国民，但其国内形势依然风声鹤唳，3月11日的“愤怒日”就曾造成国内巨大的恐慌。

能源及低碳管理公司Utilyx的风险分析专员Andrew Horstead提醒各国过于依赖中东的风险。“我们现在看到利比亚的政局动荡已经影响了石油供给，但是如果麻烦波及沙特，剩余的问题将会暴露出来。”他说：“油价的上涨也冲击欧洲的天然气市场。当报道利比亚天然气供应商停止对欧洲的输送时，在超过两周时间里，英国冬季天然气输送的价格也上涨了9%。”

“如果最终事态导致沙特垮台，那么世界将无可避免地发生第四次石油危机。”华黎明说。

除了中东国家之外，非洲在中国石油供应中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

在2010年中国十大石油进口国中，有三个来自非洲地区。而商务部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中非贸易中，原油贸易占到贸易总额的60%左右。

非洲未来油气开采潜力更是难以估量。普华永道新近发表的《非洲油气展望2010》报告预计，未来五年世界石油产量增幅的1/4来自非洲。而且非洲石油含硫量低、油质好，开采成本较低，投资回报率较高。

非洲在世界石油版图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有人甚至称之为世界最后一座金山，特别是几内亚湾，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区之一，在未来深水开采中将占据无与伦比的地位。普华永道预计，非洲在2011年很有可能超过北美地区，成为继中东和中东欧地区之后，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地。

巨大的石油开采潜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近年美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60%用来进行石油开发，埃克森美孚旗下的埃索安哥拉勘探有限公司投资的安哥拉基祖巴采油区，已成为西非最大的深海石油开发项目。预计美国从非洲进口原油在其进口总量中所占比重将从现在的18%增加到2015年的25%。

在非洲的石油大国中，政局不稳定同样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制约因素，也是国外石油公司海外开采的最大软肋。除利比亚之外，尼日利亚、苏丹、科特迪瓦、乌干达、尼日尔等国，均战乱频繁，治安混乱。在这些国家作业面临的风险不言而喻。

面对风险，欧洲一些企业选择了暂时退出，BP和壳牌都在近期宣布退出非洲较小的炼化市场。与此相反，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却在大步跨入这一地区。“但与印度企业相比，中国在非洲有明显的劣势，” 中海油能源研究院专家陈卫东说，“印度和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在文化、法律体系和语言上都比较相似”。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国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表示，针对高风险地区，我们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该地区，回避风险，另一种是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化解风险。“目前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使得我们不能够放弃任何一个地区，因此，加强对高风险地区的战略性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王海运说。

风险规避

在本次利比亚动荡中，中资企业损失惨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3月7日对媒体表示，中国在利比亚有75家企业，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的金额有188亿美元。有报道称，仅中石油一家，在本次事件中损失可能就高达12亿元人民币。

在海外作业和风险规避方面，法国道达尔公司算得上是“专家”，由于法国本土石油资源贫乏，道达尔一开始就将公司重点放在海外，目前在中东、非洲等高风险地区都能看到它的影子。道达尔集团驻中国总代表戴杰在接受《能源》杂志专访时表示，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能够尽力降低风险，需要从长远的视角来审视在当地的利益。

据戴杰介绍，道达尔在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开发年限都在30、40年之上，基本上能够超过一届政权的年限，公司与当地的关系更多地是基于与当地民众的关系，而非与政府的关系。为了谋求在当地更长远的发展，公司必须将自身利益与当地民众利益保持一致，获得当地人的认可。“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潮流，而是我们实现未来长期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戴杰表示。

戴杰介绍说，道达尔在全球30多个国家都有业务，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业务能够占到其全球份额的6%以上。“这样能够分担风险，如果某一个国家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它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们全球的业绩，但不会对公司造成生死存亡的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建议，中资企业应当多与道达尔等国际石油公司合作，“中国企业今后在海外投资承包项目不应一家独揽，而应与第三方国家组成合资公司，形成投资结构的多元化，以分散风险。”

与道达尔等国际知名公司相比，中国的石油企业在海外的经验还严重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还较为欠缺。在王海运看来，目前中国在海外对商业利益的追求非常积极，因此对商业风险的评估相对较多，但是从国家的战略层面上而言，对风险评估几乎不重视。

近些年以来，随着中国缺乏石油越来越严重，“走出去就是胜利”呼声高涨，“但仅仅以追求商业利益的走出去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我们还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战略布局。”王海运说。

目前，中东北非地区的动荡仅仅是个开始，即使政权完成更替的国家，短时间内也难以恢复稳定。因此做好长久的风险规避体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王海运建议，在政治上我们要密切与高风险地区政府之间的联系，帮助其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上下功夫。长期以来我们对其它国家的内政采取一种不干涉的政策，甚至采取过度回避的政策，今后应当抛弃这种“政治洁癖”。

“我们反对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但是应向那些不稳定的国家输送一种积极的影响”。王海运说，“在经济上可以有选择地加大重点国家的经济援助，加强重点国家军事和金融方面的支持。”

在中海油能源研究院专家陈卫东看来，我们缺乏的正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明确目标和顶层设计。他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这些地区大部分都是单兵作战，出现了类似利比亚的动荡局势，中资企业就会遭遇重大损失，如果我国能够在这一地区制定明确的长远目标，不再避讳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合理利益，推出类似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那么中国就会得到长远的战略回报，企业自然也会是受大的受益者。

另外，我们还需要改变观念，“保障石油安全不能单靠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不能祈求中国公司在全球开采石油，我们更应该通过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油源，”陈卫东说，“日本和韩国的石油超过90%来自于中东地区，但这一地区的动荡，它们的石油供应几乎没受到影响，况且，日韩两国的石油公司在国际上并不强大，但他们的能源安全却非常有保障。因此，我们要改变现有的石油保障体系和原有的观念，应当变生产保障为贸易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