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化：矿产资源改革的一条新路

随着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推出，铁矿石价格谈判及与相关“间谍案”的震荡，以及山西“煤老板”随着近来“国进民退”的浪潮行将成为“历史名词”，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不可再生资源矿权如何界定，开采又如何管理，在资源紧缺已成为常态的今天，越发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令人扼腕叹息的现状

实事求是而又不客气地说，矿产资源基础商品这个价值链“微笑曲线”日益抬头的前端，却是相关体制改革做得相当差的一个领域。当初由于国有矿企的效率低下而引入民营，结果却产生了一大批不计后果的“煤老板”、“矿老板”与一大群通过权力寻租而暴富的政府官员。由于“煤老板”们取得的实际上是一定年限之内的矿产“使用权”，而不是矿产“所有权”，矿权不清且取得开采权的所付成本与出售矿产品的所得收益完全不成比例，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采出来的就是‘煤老板’的，留在地下的就是国家的”。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大概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都会选择在有限的时间里疯狂开挖，把能捞的尽一切可能捞到手，然后扔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矿山一走了事----这个矿根本就不是他的，他又有什么动 力对这个矿的长远负责呢？

而如今把矿产收归国有，组建一批由各级地方政府牵头的大集团，是否就能解决问题了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老毛病会不会重新抬头呢？更有甚者，会不会压根就是换汤不换药，具体到各个矿井，仍然是那些极善钻营极善搞关系极善打通各路关节的“矿老板”们通过入股等各种方式改头换面，继续在基层把持局面呢？倘若是那样的话，恐怕各类矿山事故频发，回采率低下，不可再生资源在“小散乱”状况下遭贱卖被浪费的局面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把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就可以看到：在矿产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上，目前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一个劲的涨价；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一个劲的跌价。最鲜明的对比莫过于铁矿石与稀土。铁矿石售价从几年前的二三十美元一吨暴涨到一度超过百元，其中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涨幅为71.3%，2006年度为19%，2007年度上涨了90%，2008年度竟史无前例地达到了令人震惊的96%！据钢铁行业的估算，2003年至2008年间，中国钢企为铁矿石价格上涨付出了高达7000多亿元的巨大代价，相当于同期中国钢企利润总和的两倍多。

占全球一半以上的铁矿石资源消费量未能在国际市场上换来铁矿石的定价权，而占全球不下一半的稀土资源蕴藏量同样未能在国际市场上换来稀土产品的定价权。据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苏文清先生的不完全统计，我国有稀土精矿企业20家左右，稀土冶炼企业130家左右，稀土生产企业80家左右。众多稀土企业并存的“小散乱”局面使稀土产品严重供大于求，继而自然就是在市场上自相残杀相互压价。“在出口贸易中，基本上是外商提出什么价格，企业就得接受什么价格，使得珍贵的稀土卖个土价钱。”----这不是哪位“愤青”的信口开河，而是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安四虎先生的原话。

产业整合是行政主导还是市场化？

如果一定要刨根究底的话，无论钢铁工业还是稀土产业，其“小散乱”局面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密切相关。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GDP与寻租机会，纷纷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开厂开矿，并千方百计把当地兴办的企业抓在手里。如此一来，必然是监督管理政出多门，小厂小矿遍地开花。就以钢铁工业为例：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大型钢企扩大产能受到严格限制，当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时，却又跟不上形势的快速发展。此间地方政府利用下放的审批权，推动了大量中小钢铁项目上马，其中不乏先把厂建了再补办手续的“铁本模式”，致使钢铁行业集中度大幅度下降。而这些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小钢厂由于同当地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每每受到各式各样的特殊关照，致使市场竞争机制失灵， 该淘汰的难以被淘汰。最终，中国堪称世界之最的钢铁厂数量逼出了一个只有中国才有的铁矿石现货市场，并迅速沦为乘虚而入趁火打劫的力拓等矿业巨头敲诈勒索肆意抬价极为有效的借力工具。

如今，以行政主导为特色的一轮产业整合方才起步，而坊间质疑之声已然不绝：当亏损的山东钢铁可以堂而皇之地兼并盈利的日照钢铁时，这种并购重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市场规律已是不言自明。同样是行政主导，只不过行使主导权的政府由市县乡“上升”到了省部级，由此产生的集群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偿更为臃肿的官僚机构？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企业一夜之间便被收编，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打击民间的创业冲动？行政主导下形成的无成本垄断地位，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广大国民的福利？这种举措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相信各位读者不难做出判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具有深刻国资背景的巨型企业虽然财大气粗，但在国际上却每每引发对其“真实身份”的侧目甚至怀疑。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乘机煽风点火，以致其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也平添阻力，重大并购更是屡屡受挫。最近，堪称国字头代表的中铝与中色相继被迫放弃注资力拓与收购Lynas，就是摆在面前的例证。

如何从根本上消除问题的根源，是需要长篇大论的话题，在此不表。笔者在此要讨论的是：我们能否找到办法，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对相关产业进行兼顾各方利益的整合，从而改变这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在国内就是垄断，到国外就被打压”的局面呢？

在笔者看来，那个在“次贷危机”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证券化”（Securitization），却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矿产资源行业的希望之星。这里的关键就是证券产品的价格所反映的不仅是企业当前出售矿产品的业绩，还反映了矿产资源在未来岁月当中的预期价值。由此，就可以找到一条高效整合各方利益的捷径。

通过金融衍生产品改变矿产资源游戏规则

至少从理论层面上看，任何资产都可以通过证券化而成为投资品，并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流通买卖。而且矿权作为一种有扎实担保的资产，其实比价格泡沫化的按揭房贷与业绩飘忽不定的上市公司更适合作为证券化的对象。而一旦矿产资源通过证券化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载体，其长期性的资源储备量、产品价格预期、安全环保状况等等因素就会直接反映到证券价格上，成为金融资产持有者的即期利益。由此，通过适当调配各相关利益方在证券化了的矿权当中所占比例，便可借助资本市场为杠杆，有效化解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开发规模与市场价格、稀缺资源储备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改变围绕矿产资源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改变矿产资源行业“小散乱”的格局。

甚至，通过在证券化阶段之中引入长线金融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可以实现借力打力，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对抗产业投机资本的打压。从而“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以华尔街式的市场操作手法为我所用，将围绕不可再生资源的博弈反制入西方经济体内部。如此一来，控制资源开采量与出口量将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行为，且其中将包含有国际金融资本自身的商业利益，从而轻松而最大限度地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限制出口导致市场扭曲”为由，强烈反对我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储备的压力。

至于矿权证券化之后，具体应成为何种形式的金融衍生产品，则是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话题。一种可能就是上市公司的股权，一种可能是把矿权进行信托而产生的信托受益凭证，还有可能是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全新投资品种。比具体形式重要得多的是：当资源价格开始反映出其稀缺性时，代表矿权的有价证券就必然要在资本市场上兑现未来的价格上涨预期。由此，各相关方通过资本运作，可取得远大于直接出售矿产品的即期收益。同时，通过控制“非流通”部分与引资分散化策略，国家可以相当低的成本保持对稀缺资源的有效控制。当产业集中度随着这种高效率的整合而突破瓶颈之际，相关矿产品的国际定价权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战略性的稀缺矿产资源来说，此语并非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