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革命:10万亿美元市场等待“瓜分”

国际能源组织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未来20年,全球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和核能以维护温室气体排放平衡,需要10万亿美元的投资。该组织建议,在2020年之前将大多数投资用于提高能源利用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能源。到2030年,全球将实现33%的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将意味着每年新建18座核电站和17000个风力发电站,全球范围内将近60%的车辆实现混合燃料或电力驱动。

　　“清洁能源将引领一场世界性的低碳革命,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正处在低碳革命的第四次浪潮滚滚而来的前夜。”中国国际商会有关人士日前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在这场低碳革命中,中国已经开始行动了。

　　10月2日,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和中国江苏省签订了《中国江苏省与美国加州新能源与生态环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美地方政府间第一个关于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合作的框架协议正式诞生。

　　而紧接着,11月2日至3日,由中国国际商会和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主办的2009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将在北京拉开帷幕,英国和丹麦政府部门负责能源与气候变化的高级官员将组团访华,与中国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会晤。据悉,峰会期间推出的“中国50个最具投资潜力的清洁能源项目”涉及的中外产业资本投资有数千亿美元,如何“瓜分”这一产业“蛋糕”?各国商界跃跃欲试。

　　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

　　清洁能源的话题始自全球气候变暖,而应对温室效应威胁的全球行动缘起于《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美国参加了会议但没有签署。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但由于《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是当前气候谈判的焦点。2007年12月各国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确定了双轨发展机制:一是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二是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国大会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将决定2012年至2017年全球减排的协议。届时,192个国家的元首将会讨论全球下一轮的减排协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金及技术的转移机制、保护森林机制的组成及完善清洁发展机制等。

　　哥本哈根会议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次激烈交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将十分引人注目。双方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方面,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违约”;另一方面,巴厘岛会议后,发达国家在率先深度减排、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上不兑现承诺,同时试图改变“巴厘路线图”授权、试图设定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的量化指标。

　　据了解,哥本哈根会议关于2012年以后全球减排协议的协商对话,将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对此,我国于今年5月20日发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官方文件,为我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国大会设定了谈判底线和方针。

　　中国须逐步改良“高碳型”能源结构

　　据中国国际商会有关人士介绍,中国的国情是高碳生产、高碳消费的“高碳发展”,为了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高速增长,我们历史地“选择”了低成本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刚性的、长时期锁定的,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转型。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比大体上是9:1,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只占8%左右,其外水能占一些比例。在化石能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例大体上是80:17:3的关系,煤炭是大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煤基能源”大国(69%),全球第二,排在南非(77%)后边,在波兰(68%)、印度(56%)、澳大利亚(44%)、美国(25%)的前边。

　　有学者表示,目前中国“高碳型”的能源结构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成型的,比较现代化的煤炭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完整体系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刚刚建成的,设计寿命一般都在30年至50年(大庆油田甚至要延续100年),到2010年代仅仅运行了一半的生命周期,巨量的投资被固化在其中,整个体系的运转才刚刚成熟,在短期内停掉它们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考虑改变这种被锁定住的能源结构,就像在中国改为实行汽车左侧通行一样,不仅仅是一个成本的问题,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对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的破坏性冲击,控制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位学者指出,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至少在未来30年内无法根本转型,只能继续延续。眼下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逐步改良“高碳型”能源结构,同时为2040年至2050年展开大规模的能源结构转型进行实力储备和软条件准备,包括技术、资本、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等。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高正琦也对记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碳排放交易的发展之路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从能源对策到《能源白皮书》

　　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低碳革命的到来。1992年8月,中国发布《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2006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6月,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12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8年6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强调,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

　　面对迅猛而来的这场低碳革命,中国开始迎接挑战。

　　积极推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减排责任的实际举措,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作为国家战略,中国政府把能源的改善问题提高到应对气候变化和承担减排责任的最重要位置。国家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原国家环保局第一副局长、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坤民教授从发展低碳经济的角度作了详尽的论述。

　　张坤民认为,首先,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其次,要坚持不懈地节能减排;再其次,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最后,积极推进核电建设与科学发展替代能源。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周学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大家都在谈技术创新的下一个领域究竟在哪里,有人说生物、有人说医药,也有人说是新能源。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能不能把新能源作为引领技术发展的新的突破口,通过技术的发展带动产品的发展乃至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则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是技术问题。清洁能源包括风能、水能、核能、太阳能、生物资源,还包括对化石能源的改造、清洁化。到底有没有新的技术来把这些能源开发出来。

　　第二是成本问题。新能源相比化石能源来说,成本是要高得多。所以有人就说石油价格涨到了160美元每桶的时候,也许新能源的市场就来了。

　　第三是市场问题。有了技术、也能通过投入资金把技术变成产品,但是面临能不能市场化的问题。

　　“从我们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出发,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正是印证了当前国际上新能源一种讨论的需要。”周学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