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石油储备与争夺定价权的反周期策略

不仅建立实施石油战略储备制度，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的其他方式很多也应当奉行反周期策略。就原则而言，根本性任务无疑是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并借此提高本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按照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对提高数据透明度的承诺，我国政府从11月20日起定期发布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只有放在争取树立国际市场定价权的背景上考察，才能明白此举的重要性及其时机选择的意义。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以及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石油消费大国和石油进口大国，石油战略储备是我们的必备工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就提出要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改变我国过去没有战略储备油田或天然气田的状况，以便有效应付未来不可知的突发事件。随后，政府放出风声要将新疆、陕甘宁、川渝、青海四大油气区作为中国的四大战略储备田，并将有计划地将某些已勘探或已开发油气田作为战略储备资源封存或减量开采。

同时，随着中国逐渐消除压倒一切的外汇缺口问题，随着“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不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目标，外贸效益日益成为中国在对外经贸中关注的焦点，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少定价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中国经济及其资源消费的巨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政策走向对国际商品市场行情影响巨大，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俨然已成为与美联储并列的对全球商品行情影响最大的中央银行；但在贸易实务中，从初级产品到制成品，中国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的现象极为普遍。除了石油、铁矿石、玉米之外，在铜等有色金属、稀土、棉花、大豆，以及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制成品，都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成为中国这个全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写照，中国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制造业增长、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有“贫困化增长”之虞。理所当然地，扭转这种局面成为中国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必然要迈过的一道门槛。从这个视角上看，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并定期公布数据，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件调控国际商品市场行情的有用工具。

然而，在21世纪初持续10年之久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石油成为全球表现最为坚挺的商品之一，无论是建立石油战略储备，还是公布其数据，我们都陷入两难之中：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必要性本身就是因牛市期间石油进口成本飙升而凸显，但我们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不仅将直接增加石油进口，而且会降低国内石油产量和蕴藏量中的可用部分（因为一部分已勘探或已开发油气田被封存或减量开采），从而双倍地提高我国的石油进口需求，进而推涨国内油价。须知在牛市期间，某些国外商品交易所一度不敢让外人看见中国来访者，因为马上就会被炒成“中国即将大手笔买入”，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价格上涨。

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无到有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只能采取反周期策略，即在牛市期间准备制度、建设石油储备基础设施而不实际收购储备油，也尽量避免大规模封存或减量开采油气田；等到熊市期间再开展上述实际操作。时至今日，油价大跌已成现实，且市场预期趋势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大举提升石油战略储备并开始定期公布石油储备数据，正当其时。

初步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只是第一步。根据国家统计局1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投入使用的国家石油储备一期工程储备总量1243万吨，约合9136万桶，仅相当于大约9天的消费量；而要达到国际能源署建议的90天进口量，我们的石油战略储备还需要补充六七千万吨，约合四五亿桶。

不仅建立实施石油战略储备制度，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的其他方式很多也应当奉行反周期策略，首要的一点是利用熊市抓好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在近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现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结构、运行机制、监管等方面暴露出了众多缺陷，部分投机者得以操纵市场牟取暴利，为他们埋单的则是全世界。在牛市期间，要想治理过度投机、提高市场透明度，必然遭到更大的阻力，这不仅仅是因为投机者此时有更多财力可以影响市场，也因为初级产品输出国乐于见到投机者操纵推高价格。在“市场”和“抵制政府干预”的大旗下，操纵行为不难找到最好的庇护所。待到熊市来临，这一切都发生了逆转，过度操纵的负面后果暴露无遗，社会舆论因此而逆转。

在初级产品牛市中，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了众多自然资源开发项目投资。然而，其中不少项目是在高位投入，因而成本较高，倘若未能迅速形成规模产能，在熊市中将遭遇生存危机。而要形成规模产能，就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但一贯“追涨杀跌”的资本此时未必有兴趣参与投入。原则上，中国海外资源投资应奉行反周期策略，即在熊市时期增加投入取得更多资源控制权，以此降低投资成本；但资本“追涨杀跌”的个体理性常常酿成顺周期策略的集体非理性。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及时研究如何保证中国海外资源开发投资项目持续经营，而不至于半途而废，并寻求新的投资项目，最终决定性地降低国际矿产巨头的市场控制力，改善中国在下一轮初级产品牛市中的地位。

就原则而言，根本性任务无疑是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并借此提高本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正因为“中国需求”是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商品牛市最强有力的驱动力量，所以，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热门新兴市场和资源输出国近年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间接源于中国。而随着初级产品牛市终结，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企业更深入地体会到中国市场对它们的意义，中国的地位和谈判能力将由此增强。合理运用这种影响力，我们就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包括要求当事国家尊重、保护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人身财产权益，向中国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要求当事国家停止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之类的行为等。（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