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我国煤地质的泰斗

简介：杨起(1919.5.17～2010.11.21)。山东蓬莱人，煤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煤地质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38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就读;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并考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1944年在读研究生时，参加新疆地质调查所的筹建;1946年，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毕业后，留北京大学地质系任助教，后晋升为讲师;1952年参加北京地质学院建院并任教，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1983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杨起院士，我国煤地质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地质基础学科和煤田地质学、煤岩学、煤地球化学、煤层气地质学等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煤地质学多个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培养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地质骨干，为新中国煤田地质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从多方面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对形成和发展中国煤田地质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

首创煤地质专业 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杨起院士的父亲杨振声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白话文的大力倡导者。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举家迁往青岛。在那里，杨起目睹外国军舰在我国领海耀武扬威，心中非常气愤，决心长大后学造船，憧憬着用他造的大军舰把侵略者赶走。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刚正、爱国的种子并化成报国宏愿。

1943年6月，杨起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1944年在读研究生时，他冒着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军阀统治黑暗的极大风险，参加新疆地质调查所的筹建，成为我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的地质研究者之一。

1946年5月，杨起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地质系任助教，后晋升为讲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由北京大学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参加建院工作，并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1952—1978年任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副教授。1978年后，任武汉地质学院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教授，198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

杨起院士早年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急需大力勘察、开发煤炭资源，对高素质煤田地质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1952年组建北京地质学院时，他受领导之托，领衔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他教书育人，治学严谨，强调学术兼容并包，打好基础。他倡导“在传统地质科学向现代地质科学的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和拓宽煤地质学研究，保证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以应对能源需求、能源结构、能源安全等严峻的挑战。为此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懈努力，为国家培养出上千名煤田地质专业人才，许多20世纪50—60年代的学生已成为煤田地质战线上的学术带头人或业务骨干，有的已成为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此，杨起勇挑重担，在领导筹建实验室的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编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杨起不仅身先士卒地完成自己担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而且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在煤田地质教学中，他不仅在国内率先开设“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四次主编或参加编著《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等书，总结我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我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

杨起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中国煤田地质学》上、下册于1982年荣获我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随后又获得“煤炭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对此他只是淡淡地说：“人活着还是要讲奉献”。他甘为人梯，提携后人，为提高年轻教师的外语水平，还组织大家翻译经典著作《斯塔赫煤岩学》。为了使一位同志得到锻炼，在一项新课题的思路确定后，他主动把课题让给这位同志独当一面，领衔研究。谈起这类事，他说：“培养年轻人是我们的责任，应该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祖国的希望在年轻一代。”

杨起始终认为，搞科学需要有献身精神，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百折不挠、严肃认真，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无限热爱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令人敬佩，更以其高尚的品德赢得尊重。

创新驱动解难题 科研建树成效卓越

“人活着要讲奉献”是杨起院士的座右铭。

杨起院士一贯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学科发展选择研究课题。20世纪50年代他研究大区域的煤田成因类型、煤系分布规律，以探讨我国煤炭资源的前景。20世纪60-70年代结合找煤，从古地理类型和大地构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国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区时空上的迁移规律，并对南方缺煤省份探讨构造活动性、坳陷继承性等对聚煤作用的影响;还讨论构造体系对华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状坳陷的聚煤作用与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20世纪70年代，杨起院士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解决了“我国煤级偏高”难题，同时阐明了我国煤类、煤质及其分布规律，有效地指导了紧缺煤类的预测，如对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就获得了炼焦煤126亿多吨储量。20世纪80年代，杨起将沉积学引进煤地质学领域，提出河南禹县太原组、山西组下部和石盒子群属三角洲体系，并就禹县煤田的聚煤作用本应较好但却又较差，和煤层的厚薄相间原因做出理论分析，解决了生产问题，被作为科研结合生产的范例推广，20世纪90年代从煤盆地构造——热演化、热源——介质——热场——煤变质作用时空变化模式以及煤变质地球化学反应机理等，总结出“中国煤的多阶段变质演化与多热源叠加变质作用”观点并作了理论概括，代表了当前此领域的新水平，在化石能源勘探开发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杨起领导的煤与有机岩石学、煤沉积学、煤地球化学和聚煤规律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均在各个时期不断有新的进展，并因此经常带动国内煤地质学领域的科研与生产，丰富和发展了煤地质学理论。在他领导下完成的科研工作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多次受到部级和国家级奖励。他先后获得原国家教委、原地质矿产部、原煤炭部、国土资源部颁发的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以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

研究能源洁净化 与时俱进注重环保

杨起院士把满腔的热情倾注在祖国地质事业上，时至耄耋之年，依然矢志不渝。他把研究工作拓展到包括煤岩学与煤化作用、煤系沉积学、煤的有机地球化学等在内的更深更广的领域，同时在煤层甲烷、煤油气关系、煤的污染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不断发展煤地质学理论，并扩大其应用范围。他生前的最大愿望是，能为西部的开发建设、防止煤的污染、寻找洁净能源再出一把力。

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但是燃煤会造成环境污染。为此，杨起院士提出一要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要研究煤中有害物质的种类、含量、赋存状态和分布规律以及煤燃烧时它们的去向，并在煤投入使用前清除掉这些有害物质，可以改变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局面。二是要发展其他洁净能源以改变我国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其中，生于煤层并储于煤层的煤层气就具有高效、污染小的特点。我国的煤层气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煤层气不仅增加新的洁净能源，而且先开采煤层气然后再采煤，可以大大减少煤矿安全事故，并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因为煤层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它是煤矿瓦斯爆炸的根源，并且近年来我国因采煤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CH4量很大。CH4的温室效应是CO2的20倍，破坏臭氧层的能力是CO2的7倍，况且先采煤层气后采煤还可降低采煤成本。

为此，杨起院士投入能源洁净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探讨煤中有害元素地质地球化学异常、赋存状态、分布规律与富集机理，剖析我国在开采、加工利用煤的过程中有害物质转化、释放、迁移与污染机理，为煤的合理、综合与洁净化利用提供重要科学依据。此后，他又根据中国煤变质特点提出经受叠加变质，特别是叠加了区域浆热变质的煤，在提高煤级的同时，增加了煤层气含气量并提高了煤的渗透率，因而非常有利于形成富集高渗的煤层气气藏，如处于北纬35~36°纬向构造带遭受岩浆侵入的沁水盆地南部已打出煤层气工业气流多处。中联煤层气公司、陕西省煤田地质局等单位，将杨起院士的观点用于煤层气勘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杨起院士认为：对于矿产的研究和勘探应早于采矿若干年进行，否则将会措手不及。对于煤这种矿产也不例外，因此不仅不应该放松地质研究人员、勘探人员的培养，而且还要拓宽其业务范围，包括开展煤中有害物质、无机的和有机的有害物质的研究，开展煤层气地质研究以及煤、油、气的成因联系研究等。

2009年5月17日，由中国地质大学主办的杨起院士90华诞庆祝活动在京举行。在庆祝活动中杨起院士表示，“荣誉是大家的，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做出的一点点成绩与国家所需相距甚远，因此，我深感愧疚。现在我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雄心犹存，我一定把大家的鼓励当成一种鞭策，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而继续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