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建立适合国情的能源安全战略观

一、中国崛起进入“麻烦多发期”

今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动作明显增多、力度明显加大，接连在售台武器、人民币汇率、南海争端以及贸易问题上向我发难，并且在我国周边煽动疑华、恐华、反华情绪，企图对我实施战略围堵。日本诬称中国崛起对其构成战略威胁，企图通过强化日美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崛起，蓄意制造“钓鱼岛事件”，并且在我国周边拉帮结伙、制造事端。周边某些中小国家引进区外大国制衡中国的倾向有所抬头。我国与欧洲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有所增多。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遭遇的烦扰空前增多，国际环境趋于严峻。

但是，从国际大环境、时代大潮流看，上述烦扰基本上都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仅能称得上“麻烦”，而称不上“威胁”。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未改变，求和平、谋发展仍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愿望，针对我国或者我国被迫卷入的战争远非现实危险；经济全球化大潮仍然浩浩荡荡，各国利益捆绑越来越紧密，以合作促发展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今日的中国已不是昔日任人欺侮的弱国，某些国家对中国“动粗”不可能不伤及自身；中国的崛起仍然处在快车道上，战略机遇期仍有希望较长时间延续；真正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国家仅是极少数，周边某些国家与我闹点别扭主要是受到对华不友好势力的蛊惑与笼络，而对于恶化对华关系仍然多有顾忌。如此看来，所谓“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处在C形包围之中”的说法有点耸人听闻。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崛起进入了一个“麻烦多发期”，而且这个“麻烦多发期”短时间内可能难以结束。其原因主要是：

其一，世界对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接受过程。任何大国的崛起总会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动、国际秩序的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宣示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相信，更何况还有那么一些敌对势力、坚持冷战思维者、对华抱持偏见的西方媒体起劲地宣传“新崛起大国对外扩张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不可能例外”。特别是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谋求单极霸权的全球战略目标并未改变，必然竭力遏制新兴大国特别是金融危机中依然快速发展的中国的崛起。

其他大国对其国际地位相对于中国的下降同样有所不甘，难免会借人权、贸易问题给中国制造点麻烦。个别本来与中国就有历史嫌隙的大国例如日本，更是不愿看到中国强大，要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的崛起几乎难以想象。周边中小国家，看到庞大的中国突然站立起来也难免有所疑惧，外交上搞点“大国平衡”也在“常理”之中。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难不被一些西方势力看成“异类”，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很容易被其视为意识形态挑战。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的全球利益在扩展，很难完全避免与他国的利益碰撞；中国周边环境复杂、领土争议较多，易于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中国的外交运筹经验不足，出现点失误在所难免；在中国缺少国际话语权的情况下，要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也需要一定时间。这就注定了中国崛起的麻烦短时间内难以停息。

其二，我国对扮演新的世界角色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中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世界强国，应当不乏大国战略文化。但是近一个半世纪遭遇列强宰割的屈辱史，严重摧垮了中国人的大国意识。虽然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但是一些人的弱国心态依然如故。他们借口“韬光养晦”而拒绝“有所作为”，仍然把自己混同于弱国、小国，行事一味低调，缺少维护核心利益的胆气，更不敢承担起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另外一些人则盲目认为“中国已经强大”，甚至已是“世界强国”，已有资本与其他大国“硬碰硬”。他们言辞激烈、行为“张扬”，甚至口出脏话、自毁形象。

今年以来麻烦多发事态的出现，外部因素是主要的，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内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某些应对举措失当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看来，要重新培育成熟的大国战略文化，从而担当起新的世界角色，还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经历各种麻烦的磨难。

“麻烦多发期”是大国崛起的“阵痛”，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完全避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必须做好相当长时间里在“挨骂”中生活的准备。同时，中国人又必须以践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的真诚，以务实灵活、纵横捭阖的外交运筹，以上上下下空前的团结和共同的努力，争取尽可能平稳地度过这个“麻烦多发期”，迎来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那么，应该如何平稳度过这个“麻烦多发期”？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强化“四大意识”。

国情意识。必须准确地把握国家的战略定位。在笔者看来，最符合实际、最有利于中国持续崛起的国家战略定位应是“发展中大国”。也就是说，中国现阶段仍是地地道道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同时又要争取更多的“大国作为”。

必须防止急欲摘掉“发展中国家”帽子或者不敢承认中国是“世界大国”两种极端。要正视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呼声，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发展中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更好地维护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种仅凭GDP世界第二就以为中国已是“世界强国”，或者反过来认为“中国仍是穷国、弱国”的思维有害无益。既不要为他人的赞扬之声而飘飘然，也不要因眼前的麻烦而焦虑不安。面对麻烦多发的挑战，必须沉着冷静、从容应对，扎扎实实地发展自己，始终把发展作为“硬道理”。总之，要努力树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舍此我们可能会遭遇更多的麻烦。

大局意识。对于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来说，最大的大局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维护国家崛起所必需的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是确保战略机遇期的有效利用和长时间延续。我国的外交运筹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国民的言行也必须有利于这个大局。

对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的关键，既要守住安全底线，又要力避战略对抗。稳定的周边是我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外交运筹基石，必须尽最大努力构筑“周边睦邻友好带”，而不是谋求具有控制性和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应以大国的包容对待某些小国不负责任的言行，必要时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惩戒。该出手时要出手，该忍让时要忍让。千万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图一时嘴上之快而给别有用心者诋毁中国以口实。更不能四面出击、自陷孤立，贻害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

战略意识。国家利益有战略利益与战术利益、一时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分。必须强化维护战略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意识。必须制定清晰的外交战略，以统一国内各部门的思想与步调。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以及“防御性军事战略方针”，不允许出现任何偏离上述战略要求的言论和行动。对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应坚持“融入、利用、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既主动充当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构建者，又努力避免被视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要警惕国际反华势力挑起对华冷战、构筑对华包围圈的图谋。这些都是重大战略问题，都必须从战略高度去谋划、去运筹。

谋略意识。中华民族谋略文化十分发达，《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都是影响世界的谋略经典。而目前我国的外交运筹似乎缺少应有的谋略意识，我国部分民众甚至专家的言论也时常不分内外，甚至不计后果。例如，个别官员和专家笼统地把南海问题说成是我国的“核心利益”，而不清晰界定“仅指南海主权争端”的内涵，很容易引起“中国在推行反进入战略、划分势力范围”的误判。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外交运筹必须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为了换取更大战略利益而牺牲某些战术利益是必要的、值得的。凡事要顺势而为、借力用力，而不能逆势而上、横冲直撞。要善于运用“多极制衡”战略，连横合纵、避免孤军奋战。善于利用战略对手的内部矛盾，培育对华合作派、抑制对华遏制派。大力拓展公共外交，拉近与对象国国民的感情。重视媒体外交，尽最大努力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鼓励真正理解中国国家利益的专家学者多发声，以正确引导国内舆论。进行全民教育，谨防极端民族主义葬送国家崛起的机遇。

二、要警惕两种极端倾向

中国快速发展，全球影响日益扩展。特别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活力，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无悬念。中国的崛起在迎来一片赞誉的同时，也招来某些大国的遏制及某些周边国家的警惕。这种情况在今年上半年来得尤其集中，美国对台军售、黄海问题、南海问题接踵而至，“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空前泛滥。看来中国真的要进入“大国崛起麻烦期”了。从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目前的态势看，中国要完全避开这种麻烦不大可能。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能否正确应对，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减少而不是扩大挑战。

令人忧虑的是，在对外关系上国内某些极端倾向在抬头，甚至出现“绑架”理智性思维的现实危险。

一种极端倾向是过右。其突出表现，一是在自我判断上无视中国快速发展、日益强大的现实，不承认中国是“世界大国”。他们把“大国”与“强国”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忘记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更忘记了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把自己当作弱国、小国，国际上不认同，国民的大国意识、自豪感也会大受损伤，更谈不上争取成为正在形成的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了。

二是在对对手的判断上，总是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一厢情愿地指望霸权国家会放弃对中国的遏制，会欢迎中国的崛起。美国人一提G2，他们就欣喜若狂，以为美国真的会接纳中国作为与其平起平坐的“世界领导者”，而看不清美国的真实目的是要把中国纳入其轨道，成为美国维护其日益衰落的单极霸权的“跟班”，离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大国的关系。对于美国近来围堵中国的一系列恶劣表现，他们也力图向“无害”去解释。这种人显然害上了理想主义的幼稚病，搞不好会葬送中华民族本世纪崛起的前景。

三是在策略运用上一味示软、示弱。他们以“韬光养晦”作为挡箭牌，全然忘记了邓大人还有“有所作为”的教导。他们凡事一味地低调、低姿态，像个“小女人”，缺少阳刚之气，就连遭受别国挑衅、欺侮也不敢大声出气。这种表现，既可能是长期受到外强欺侮而形成的奴性所致，同时不排除某些人的亲美、亲西方情结在作祟。实际上，中国越是表现软弱，霸权国家就越是肆无忌惮地欺侮中国。

另一种极端倾向是过左。首先，这些人在中国国力判断上走到了一个极端，羞于承认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似乎中国真的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已经有能力与霸权国家“硬碰硬”。他们十分喜欢别人吹捧“中国强大”，忘记了中国人均产值仍然排在世界百位之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期阶段，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

其次，这些人看不到对手还有妥协的一面，认为除了对抗、别无他途。他们看不到美国深陷战略困境，要想继续称王称霸，已经力不从心；看不到美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美国国内在对华关系上也还存在一些思维健全者。国家间不能轻易“撕破脸皮”，从国家长远利益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斗而不破”，合作共处。

其三，这些人不懂得斗争策略，不懂得营造形象、争取国际支持。他们一味地发泄愤怒，到处喊杀，似乎只有这样才是“爱国”。他们对任何看着不顺眼的国家都敢说脏话、狠话，不懂得争取朋友、分化对手。他们在授人以柄，在糟蹋中国和平、文明的形象。他们更不懂得“外交是门妥协的艺术”，忘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古训，一看到政府在某个问题上有所妥协，不论是否换回更大利益，都会破口大骂“卖国”，全然不给外交运筹留下一点回旋的空间。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可以全球传播，因此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氛围危害极大。

中国要想纵横捭阖地运筹对外关系，要想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与周边环境，要想充分利用今后几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必须努力摈弃上述两种极端倾向。中国既要坚守利益底线，又不能到处“硬碰硬”。应倡导研究国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的现实。倡导大局观，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大局。倡导方略意识，懂得利用矛盾、借力用力，争取朋友、孤立对手，能伸能缩、能硬能软。政府既要注意倾听民声，又要有主心骨，不能被所谓的“民意”所绑架。

三、应明确“发展中大国”身份

近年我国国力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大幅扩展。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应对举措得当、化解成效显著，引起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已经崛起”的热议。世界更加看好、看重我国。

在此形势下，我国某些人头脑开始发热，忘记了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对进入G8、建立G2跃跃欲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担心“木秀于林必被摧”，甚至不愿承认我国是“世界大国”，好像一讲“大国”就会背离“韬光养晦”的要求。

笔者认为，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都不利于当前我国战略利益的实现。确定准确的国家定位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的基础。必须尊重两大基本事实：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大国。

一方面，我国具备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特征。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国虽然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14，两国军事力量差距更多达20-30年。在世界人均GDP排名中，我国仍排百名之外，更不用说我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尚需要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对此国人必须头脑清醒，切不可妄自尊大、自我膨胀。

而且，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从外交策略上讲也十分不妥：将会脱离我国外交的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还会引起坚持冷战思维大国的警觉及其他国家的疑虑；对于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也会带来被动。如果搞G2，后果可能更为严重：违背一再宣示的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外交理念，葬送现有的战略伙伴关系，甚至陷入国际孤立。因此，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

另一方面，我国具备定位为世界大国的各种要素。自然禀赋和经济规模不必说，政治上，我国也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社科院世界军力排名将我国列为世界第二固然荒唐，但是排在世界第五六位大概不会引起多大争议。就连科技方面，我国也堪称世界大国。世界大国不等于世界强国，也不等于发达国家。

否认我国是世界大国既不实事求是，又会带来诸多矛盾与困扰：我国是G8+5、G20、金砖四国等大国机制的重要成员，这绝不是发展中小国所能企及的；我国的国家利益快速向全球扩展，我国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我国正在致力于营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有这些也只有世界大国才可能做到；如果不是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我国在不久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也决不可能带领“基础四国”与发达国家集团抗争。而且还要看到，不敢承认我国是世界大国，与国际社会的评价和期待落差太大，不利于我国的外交运筹。我国历经几百年的衰弱与屈辱，国民普遍缺少大国意识与大国思维，从解决这些问题考虑，也有必要确立世界大国的定位。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论述，我国国际战略中的国家定位宜为“发展中的大国”或者“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两种倾向中，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妄自尊大，是急于摘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挤进发达国家的行列，是追求超越自身实力的国际地位。要避免两种倾向，就必须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

我国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离不开和平稳定友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决不可放弃“韬光养晦”的基本方针，不可丢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谦虚与谨慎，不可浮躁和冲动。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与利益的扩展，必须在“有所作为”上更富进取精神，不可以坚持“韬光养晦”为由而怯懦无为。“有所作为”不等于高调、张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首先要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上更有作为。而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如果说也要有所作为，则更多地应体现为在策略运用上拿出更加高明的办法。我国坚持和平、合作、和谐的国际战略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理念，都是“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最佳结合。所有这些理念决不应因为目前这场关于国家定位的争论而发生动摇。